私房施工合同效力【篇一】
发包方：_________________（以下简称甲方）甲方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
承包方：_________________（以下简称乙方）乙方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乙方承包甲方私有住宅楼工程全部的`建筑施工。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双方共同遵守、严格履行、任何一方如有违反应承担违约责任。
一、工程名称：_________________私有住宅楼一栋
二、承包范围及内容：_________________按设计图纸土建工程+0.000以上主体工程及粗装修。内容包括：_________________全部砖砌体、模板、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内外墙所有建筑材料的场内垂直运输。
三、承包方式：_________________包工不包料。
四、包工工资：_________________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90元（包括模板支撑施工用的机械、墙体的粗装修）。
五、面积计算：_________________单屋顶面积边对边丈量计算。
六、工程结算：_________________（1）、其它项目结算：_________________地圈梁按零工计算。墙体装修按元/层，地板按元/平方米，其他费用均包括在面各积造价内。乙方不得无理要求补助其他费用。
七、工资支付：_________________乙方施工完每层楼面板后按该层面积造价的预付工资。粗装修完工后再预付工资。
八、工程工期：_________________初定8月1日开工、工期5个月、其中主体工程3个月，装修2个月，20xx年1月31日完成主体，20xx年3月31日完成全部装修工程。如因甲方原因延误工期，工期可往后顺延。
九、甲方职责：_________________甲方在施工中及时提供各种建筑材料、并提供施工技术咨询服务、提供施工图纸二份及相关辅助资料，按是支付承包工资。
十、乙方责任：_________________（1）、工程质量：_________________乙方必须按图施工、服从甲方管理，在材料使用中鼓励节约、杜绝浪费、保证质量。如乙方在施工中出现质量问题，乙方必须负责返工和承担返工费用。施工保养由甲方负责。
（2）、乙方在施工中应规范操作、安全施工，由甲方支付1000元保险费。对于自身和其它的安全负由乙方负责，任何安全事故责任完全由乙方负责。
（3）、工期：_________________乙方应严格按照本合同约定工期完工。计划并安排好各道施工程序。除正常保养停工以外，正常施工期间乙方不得无故停工或退场，乙方无故停工或退场经甲方催促三次以上仍未复工，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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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有权终止合同，另择他人施工，原剩余工程款不得支付。
十一、本合同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另行商定。
十二、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签字盖章）：_________________
乙方（签字盖章）：_________________
年月日
私房施工合同效力【篇二】
甲方：______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______
甲方为了发展村级公益事业，加快村级环境面貌提升进度，计划通过一事一议项目硬化村内道路。本着双方自愿、友好合作的前提、并经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甲乙双方达成协议如下：
一、施工范围：本村村内主街道硬化1500米，路宽2.5米，合计3750平米；水泥厚度20CM。
二、完工及验收日期：合同签订之日起两个月内完工，完工后3个工作日内由甲方按合同约定进行验收。
三、合同金额：承包总价款_______________元、款计（大写）_______________。
四、付款方式：完工后三日内由甲方负责验收，验收合格后立即清算工程款；本着互相尊重的原则，甲方在经济条件充裕的情况下可提前支付乙方部分工程款，待工程完结后出示相关付款手续办理工程款结清事项。
五、权利和义务：甲方有义务为乙方施工提供便利，并解决可能出现的村民纠纷，如乙方正常施工遭受村民拦阻，且甲方未尽调解义务造成的施工延期，乙方不负担任何赔偿责任，并有权力向甲方追讨误工费用。
六、违约责任：乙方如果无正当理由超期完工，每天支付________元赔偿金；乙方超期半月或因工程质量问题达不到甲方验收标准视同违约甲方不负担任何施工费用。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合同自签字之日起立即生效！
甲方（公章）：_________乙方（公章）：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签字）：_________法定代表人（签字）：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修路施工合同3
甲方：（以下简称甲方）_______________
乙方：（以下简称乙方）_______________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工程实际，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甲方将道路维修工程承包给乙方。为了明确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特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维修
2、工程内容：清理老旧道路垃圾、重新修筑砼道路
第二条承包方式和工程价款
1、承包方式：包工包料等所有施工内容
2、工程价款：_______________元（大写：_______________）
3、付款方式：工程完工验收合格后，30内一次性付清。
第三条工期
该工程竣工后提交给甲方待验收的时间为 年月日。
第四条质量
质量标准：合格。
第五条安全责任
1、乙方负责本工程的安全设施和措施。
2、对于乙方由于违反安全操作规程出现的安全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均由乙方承担。
第六条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有权对工程安全、质量进行监督。
2、甲方有权对施工内容提出变更要求。
3、甲方需按时向乙方支付工程款。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及时组织工程施工，并对工程安全、质量、工期负责。
2、乙方负责协调周边施工环境。
3、接受甲方对工程的监督。
第七条合同的生效
1、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公章）：_________乙方（公章）：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签字）：_________法定代表人（签字）：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私房施工合同效力【篇三】
如何认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实际施工人”
在我国法律现行的法律规范中尚没有出现“实际施工人”这一法律概念，“实际施工人”这一概念第一次也是到目前为止最后一次出现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这一司法解释中，该《解释》共有两条共三次提及实际施工人。分别为：第二十五条 “因建设工程质量发生争议的，发包人可以以总承包人、分包人和实际施工人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和第二十六条 “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
一、司法解释为何首创“实际施工人”这一非法律概念
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出现“实际施工人”这一法律概念，可以说“实际施工人”这一概念是由《解释》首创。笔者认为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我国所处的特定发展时期的产物，是一个过渡性的法律概念，其诞生是现实、政策与法律妥协的产物。
1、《建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承包单位将承包的工程转包的，或者违反本法规定进行分包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建筑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吸纳了大量农民工就业，但是建筑市场实践中，农民工就业的主要途径是，一些资质等级低甚至根本没有资质的施工企业由包工头带领一帮民工组成临时队伍，他们依托大的建筑企业，以转包和违法分包的形式承揽建设工程，但由于转包和违法分包行为的违法性，这些临时队伍往往难以追回工程款，造成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非常严重，极大的影响了社会稳定；另一方面，这些临时队伍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施工水平有限，造成建筑工程质量存在缺陷，直接影响了发包人的利益，并造成工程质量隐患危及公共安全。基于此，国家法律对转包和违法分包行为予以严格禁止，规定转包和违法分包合同无效，但实践中，法律的禁止规定并未取得良好效果，转包和违法分包行为大量存在，而单纯的否定转包和违法分包合同的效力，只会增加农民工追讨工资的难度，因为合同无效的话，实际施工人难以依据合同约定而需要通过起诉的方式主张权利，法院通常需要采取工程造价评估鉴定来核定工程款，由于鉴定时间不计入审限内，诉讼程序往往历时很长，另外由于建筑工程合同纠纷的复杂性使得施工人往往需要寻求律师的帮助，预付的诉讼费、鉴定费、律师费以及取证的不确定性都使得农民工向转包人追讨工资难度加大，造成极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为了既能保证工程质量安全，又能维护社会稳定，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相关的司法解释，当前，我国建筑市场的运作存在大量不规范之处，其中非法转包、违法分包现象尤为严重，许多承包人取得工程之后并不进行施工，而是将工程再次转包或违法分包。由于这些承包人已经获得了相当数额的管理费，工程完工后他们往往不积极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解释》出台之前，法律未对实际施工人问题作出规定，大量实际完成了工程施工的建筑企业和施工队因为与发包人没有合同关系，无法直接向发包人索要工程款，也因此无力向农民工支付工资。这一问题引起了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为有效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解释》第二十六条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规定实际施工人可以将发包人作为被告，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这一规定的出台，为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主张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审判实践中，各地法院依据《解释》第二十六第二款判决发包人对转包人、违法分
包人欠付实际施工人的工程款承担责任的案例不在少数。但是，是否所有参与了工程施工的主体都可以适用《解释》第二十六第二款向发包人主张权利呢？
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明确《解释》第二十六规定的“实际施工人”应如何界定。《解释》共有四条提及实际施工人，其中第一条第二项规定：“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
第四条规定：“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第二十五条规定：“因建设工程质量发生争议的，发包人可以以总承包人、分包人和实际施工人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
目前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实际施工人应该是指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包括转承包人、违法分包合同的承包人、借用资质的承包人、挂靠施工人，而不包括承包人的履行辅助人、合法的专业分包工程承包人、劳务作业承包人。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编著的《最高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意见也认为，实际施工人应与发包人全面实际的履行了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的合同，并形成了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即此时转承包人、违法分包的承包人已经取代第一手的承包人与发包人形成事实上的合同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才准许转承包人、违法分包的承包人作为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提起追索工程款的诉讼。这一意见对《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适用进行了限定。
《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对农民工利益的保护是一种间接保护，该条对合同相对性原则的突破是有限度的，农民工个人不能以实际施工人身份、以发包人为被告提起追讨工资的诉讼。笔者同意上述观点，虽然《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创设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农民工的利益，但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该条款针对的对象主要是缺乏建筑资质的建筑企业和施工队，通过加强对这些建筑企业和施工队的保护而间接的保护农民工的利益。因此，审判实践中，应正确理解《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真实内涵，严格控制实际施工人的范围，不宜单纯根据字面含义，将所有参与建设工程施工的主体都界定为实际施工人。对于因劳务分包、承揽、雇佣等法律关系参与了建设工程施工的农民工个人，应严格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向其合同相对方主张权利，而不应简单适用《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加重发包人的法律责任。
指出的是，审判实践中，大量符合实际施工人条件的施工队往往以工头个人名义提起诉讼，法院在查明原告实际履行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义务，与发包人形成了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前提下，大多支持了原告要求发包人承担责任的诉请。这种情形与前述农民工追讨个人工资的情况是有着实质区别的。
私房施工合同效力【篇四】
甲方： （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以下简称乙方） 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将工程委托给乙方施工。为了确保本工程的顺利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现就该工程相关事宜经双方协商并达成如下条款，共同遵守。
第一条 工程概况
1.1 工程名称：
1.2 工程地点：
1.3 工程内容：
1.4 工程期限：甲方将符合施工条件的场地交给乙方施工，时间暂定为20xx年 月 日，本工程工期为 天，以甲方通知乙方进场时间为准开始计算工期。
第二条 承包方式及合同价款
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经甲、乙双方协商，本工程合同总价约 万元包干（大写 整），双方按此包干价进行结算。
第三条 质量要求
1、乙方按照公路工程施工规范及设计要求进行施工，工程质量
等级为合格。
2、若双方对工程质量有争议，共同商情公路工程质量鉴定机构进行质量鉴定。鉴定费用由质量争议有过错的一方承担。
3、本工程质量保修期为一年。若属乙方原因造成的质量问题，由乙方负责维修并承担费用。若因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的混凝土路面返工、修复，由甲方承担费用，乙方可协助配合甲方进行返工及修复。
第四条 甲方的责任权利
1、负责施工中的协调工作，确保施工的连续性。
2、负责乙方施工机械进入施工地点道路的及为施工机械顺利进入施工地点做好协调工作。
3、提供良好的施工作业环境，排除干扰正常施工的各种因素。甲方应安排专人组织施工场地周围的协调工作，配合乙方控制施工人员之外的其他人员进入施工现场。
4、组织业主单位、相关部门人员及时验收。
5、按照合同约定按期足额支付工程款。
6、负责交付后的成品保护。
第五条 乙方的责任权利
1、及时告知甲方施工日期、工程机械设备等进入施工场地的路线、施工现场的作业要求。
2、严格按照公路工程施工技术规范和设计要求施工，确保工程质量合格。
3、负责提供砼的原材料检测、配合比等一切检测资料，砼路面检测由乙方负责，费用由乙方承担。
4、向甲方提供施工进度情况，接受甲方的检查和抽检。
5、遵守当地有关部门相关施工时间、施工现场作业规范要求，严格管理乙方施工现场人员，做到文明施工。
6、在施工过程中按操作规程安全文明施工，若因乙方在施工期间出现安全事故及造成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应由乙方全部赔偿。若因此造成甲方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赔偿金、违约金、补偿金、诉讼费用、保全金、执行费、律师费、鉴定费、评估费、误工费及其他一切费用）的，应由乙方赔偿。
7、按合同约定收取工程款。
第六条 施工进度要求
1、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及时组织并完成工程施工。
2、如因连续中到大雨等天气原因或者其他不可抗拒的原因导致乙方不能正常施工的，工程顺延。
第七条 工程款的支付
乙方按合同内容施工完毕并验收合格后15日内，甲方支付乙方的全部工程款。质保期为一年，质保期中出现质量问题由乙方修复。
第八条 工程验收、移交与结算
1、工程施工完成后5日内，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甲方须组织相关部门及人员进行验收。
2、甲方在接到乙方交工验收申请之日起 日内无正当理由不组
织验收，在该工程无任何质量问题的前提下，视同本工程已验收合格。双方在15日内须办理完善工程结算手续。
3、工程验收合格之日或视同合格之日起15日内，双方应办理完善工程结算。
第九条 违约责任
1、乙方工程延期的，除甲方或不可抗拒的因素以及恶劣天气影响，从延迟之日起，向甲方支付工程款项总额按2‰计算的违约金。
2、一方有其他违约行为的，除承担上述约定的违约责任外，另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5万元。
第十条 其他
1、在履行合同中双方有争议，应友好协商。协商未果的，双方均可向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合同正本两份，副本四份，双方各执三份，具有同等效益。双方结清账务后，本合同自动失效。
以下无正文
甲 方（章）：乙 方（章）：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 或： 或：
委托代理人：委托代理人： 电 话： 电话： 传 真：
开 户银行：
账 号：
签订时间：传真： 开 户银行： 账 号： 年 月 日
私房施工合同效力【篇五】
一、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但纯获利益的合同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不必经法定代理人追认。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根据法律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在以下三种情况下是有效的：
1、经过法定代理人追认；
2、纯获利益的合同，如赠与合同；
3、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
二、无权代理的行为人代订合同的效力待定。无权代理行为，是指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限范围代理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的合同，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
1、无权代理人代订的合同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
2、无权代理人代订合同行为有效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正当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越权订立合同的效力待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依法享有相应的权利订立的合同是有效的；只有在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时，才属无效。
四、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效力。当事人订立合同处分财产时，应当享有财产处分权，否则合同无效。但是，法律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的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
私房施工合同效力【篇六】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及其背景
2005年10月27日修订的《公司法》在公司担保问题上确立了一套新的规则，废除了旧《公司法》第60条第3款的规定，以第16条为核心对公司担保决策的授权、公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关联担保的特别决议机制以及上市公司对外重大担保事项的审议机制等问题作了明确的规范。[1]理论界和实务界围绕违反新《公司法》第16条所订公司担保合同的效力形成了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持担保合同有效论，以律师实务界人士的观点为代表，认为新《公司法》第16条的规范目的是从公司内部关系上提出对担保决议的程序要求，新《公司法》并没有规定债权人的法定审查义务，也没有设置保障债权人履行审查义务的行为规则，不能以担保人内部决策意志来决定债权人与担保人之间的合同效力。公司违反新《公司法》第16条提供的担保，除非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越权担保的事实，应认定担保合同有效。
第二种观点持合同效力区别论，以司法实务界和部分学者的观点为代表，认为应区别新《公司法》第16条规定的两种情形，第1款是关于公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以外的其他人提供担保的规定，立法原意是保证交易安全，约束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性质为管理性强制性规范，不属于效力规定，担保合同有效。第2款关于公司为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的担保为关联担保，则为效力规定。
第三种观点持担保合同无效论，以赵旭东、叶林和刘俊海教授的观点为代表，认为新《公司法》第16条对于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在担保事项上的代表权作出了明确的限制。这种法定限制应当推定交易相对人是知晓的，因此不应区分第16条规定的两种情形，对于凡未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议的，应推定交易相对人知晓代表权有瑕疵，担保行为无效。由于担保属单务行为，公司提供担保可能显著增加公司经营风险、危及公司资本充实，故新《公司法》基于资本维持原则向担保接受方分配程序上的更高注意义务也是符合公司法原则和一般法律原理的。[4]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经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以公司名义对外签订担保合同，担保合同无效，且视为债权人亦具有过错，要求担保人承担的赔偿额不得超过全部损失的1/2各自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第四种观点在司法实务界亦有一定代表性，认为不应对新《公司法》第16条区分两种情形，对于凡未履行公司内部决议程序或违反公司章程规定的公司担保，均应认定为未获得公司权力机关对担保的授权，担保合同未生效，由公司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交易相对人不能证明其尽到充分注意义务的，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笔者认为，关于公司担保合同效力的争论，表面源于立法语言的表述不清，本质上是对于公司担保能力以及公司担保制度价值取向的理解分歧，且这一分歧早在对旧《公司法》第60条第3款规定的不同解读中就已初现端倪，因此，要正确理解新《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有必要先回顾公司法修改前关于公司担保能力的有关讨论。
二、回顾：《公司法》修订前关于公司担保能力的争论
旧《公司法》第60条规定：董事、经理不得挪用公司资金或者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董事、经理不得将公司资产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帐户存储。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对于该条第3款的规定，究竟是限制公司担保能力还是限制董事、经理的越权行为，学理上存在担保能力限制说和完全担保能力说两种不同的观点。
担保能力限制说认为，旧《公司法》第60条第3款的立法本意是维护资本确定原则和保护股东及债权人利益。资本确定原则要求股东对公司的投资不能以任何形式撤回，包括接受公司担保的形式。公司为股东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有违资本确定原则，可能损害其他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因为担保在多数情况下不需要获得对价。公司在公司资产上设定担保属于设定财产负担行为，与公司将财产无偿赠与一样，对保护债权人不利，因此法律上允许债权人对这种行为提起撤销之诉。根据这一立法本意，旧《公司法》第60条第3款应当解释为限制公司担保能力，公司不得为股东和个人债务提供担保。
完全担保能力说认为，旧《公司法》第60条第3款的立法本意应为约束董事、经理个人不得滥用担保方式来处置公司资产，旨在限制董事、经理的个人行为，而不是禁止公司提供关联交易意义上的担保，公司可以为其股东提供担保。理由为：第一，限制公司法人为保证人，应由法律明文规定，依照私法行为法无明文禁止即为自由之原理，立法者如有限制公司保证的意图，必须以禁止性规范明确表达其禁止意图，在法律无明文禁止性规定时，该意图应解释为不存在。第二，比较旧《公司法》第12条第2款的转投资限制和第60条第3款，可以发现两者有明显差异，前者列入总则章针对公司的行为，后者列入组织机构一节针对董事、经理的行为。第三，旧《公司法》第60条第3款禁止个体董事的保证行为，并不禁止董事会集体行使职权和执行公司事务，故不能推导出当单个董事无权表决担保事宜时，董事会也无权表决担保事宜。第四，为股东及关联关系人提供担保，固然构成关联交易，但关联交易并不必然损害任何一方交易者的利益。只要关联交易按照通常的商业判断准则来进行，没有理由禁止关联交易。而且控股股东从上市公司提款的方式五花八门，无偿占用、拖欠往来款、劣质资产高价出售、虚假出资、转移支付等等，仅将公司为股东担保列为禁止对象，不具有合理性。
由于对我国立法是否对公司担保进行限制存在争议，加上《证券法》等法律亦未明确对上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施加有效管制，在上市公司普遍存在一股独大的背景下，上市公司大股东滥用控股优势，借助银行违规操作，以公司担保方式向上市公司转嫁风险，骇人听闻的提款机式担保和担保黑洞层出不穷，形式十分严峻。鉴于公司担保的泛滥危及金融安全，证监会于2000年6月6日发布《关于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0］61号），即针对上市公司的限制担保令。61号文件规定：二、上市公司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股东的控股子公司、股东的附属企业或者个人债务提供担保。证监会以通知这种规范性文件的形式限制上市公司为特定对象提供担保，无疑是希望通过对上市公司担保能力的限制，防范公司管理层以及控制股东利用公司担保进行不当的利益输送，使非控股股东获得实质意义上的保护，并保障公司资产的独立性与完整性。这一文件出台也反映出迫切的实践需求，即应当对上市公司的担保进行限制以控制伴生的巨大风险，但对于规制的强度和模式，采取的是我国一贯以政府主导为主的临时硬性一刀切的管控模式，缺乏立法上的明确支持。因此能否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对旧《公司法》第60条第3款的解释，使证监会61号文件获得法律依据的支持，直接影响到该文件的执行效力。
正是上述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受理了中福实业公司担保案。在该案中，保证人中福实业公司为上市公司，债务人中福公司是中福实业公司的控股股东。债务人中福公司、担保人九州公司和中福实业公司的董事长为同一人，其在《还款协议书》上代表债务人中福公司以及两家保证人九州公司和中福实业公司签字盖章。中福实业公司担保时仅向债权人闽都支行提供董事会关于提供担保的决议文件，而中福实业公司章程规定董事除经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大会在知情的情况下批准，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最高法院二审认为：《公司法》第60条第3款对公司董事、经理以本公司财产为股东提供担保进行了禁止性规定，中福实业公司的公司章程也规定公司董事非经公司章程或股东大会批准不得以本公司资产为公司股东提供担保，因此，中福实业公司以董事会决议的形式代表中福实业公司为大股东中福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行为，因同时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实业公司章程的授权限制而无效，所签订的保证合同也无效。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司法解释》）第4条已作了明确规定。《公司法》第60条第3款的禁止性规定既针对公司董事，也针对公司董事会。这符合我国公司法规范公司关联交易、限制大股东操纵公司并防止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立法宗旨。当法律有禁止性规定时，任何人均不得以不知法律有规定或宣称对法律有不同理解而免于适用该法律。再则中福实业公司系上市公司，其公司章程公开，债权人闽都支行也收到过中福公司提供的中福实业公司章程，故闽都支行对章程中关于限制董事为股东担保的规定应当知道。因此对于保证合同无效，闽都支行也有过错。改判中福实业公司的还款义务不超过中福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
光彩集团担保案虽然发生于新《公司法》颁布后，但该案也被认为是最高法院解读旧《公司法》第60条的经典案例。在该案中，光彩集团在提供担保时提交了董事会关于担保的决议，债务人四通集团系光彩集团的股东，出资比例为0、2％。光彩集团董事会由11名董事组成，董事由各股东单位委派。光彩集团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决议须经持有2／3以上股权的董事表决通过方能生效。董事会每次会议决议和纪要，由到会董事签名确认。最高法院二审认为：修订前的《公司法》第60条第3款规定是对公司董事、高管人员未经公司批准，擅自为公司股东及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禁止性规定。但该规定并非一概禁止公司为股东担保，对有限责任公司而言，符合公司章程，经过公司股东会、董事会批准，以公司名义进行关联担保，修订前的公司法并未明确加以禁止。从价值取向的角度考量，在衡平公司债权人与公司股东利益的冲突时，应优先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光彩集团公司章程未规定公司不得为股东进行担保。该章程规定，董事会是该公司的法人机关，董事会成员由各股东单位委派人员组成，董事会的表决程序采用资本多数决的形式。董事会决议程序不违背占资本绝大多数比例的股东的意志，光彩集团的保证行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关于光彩集团提出的根据该公司章程，董事会中至少8名董事参加方能召开，而上述两次董事会决议只分别有5名和2名董事签字，故董事会会议的召开无效，董事会决议亦无效的问题，光彩集团应对该公司两次董事会的召开是否符合章程规定的董事出席人数负有举证责任，但该公司未提供两次董事会的纪要或原始记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且即使董事会决议有瑕疵，也属公司内部的行为，不能对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效力产生影响，故改判光彩集团对四通集团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比较光彩集团担保案和中福实业公司担保案，不难看出，两者的背景存在一定差异，光彩集团公司担保案裁判时，《公司法》已经修订完毕，其解释思路必然受到新《公司法》立法思路的影响；而中福实业公司担保案的背景是旧《公司法》第60条第3款是否限制公司担保能力存有疑问的时期，但两者都以最高法院案例的形式对法律进行了解释，在认定公司具有完全担保能力的裁判思路上是基本一致的。尽管光彩集团公司担保案对于公司内部关于关联担保的决策权配置，立场较中福实业公司担保案宽松，认为在章程未作限制规定的情形下，只要董事会决议能够代表股东意志，不违反资本多数决原则，董事会对公司关联担保所作的决策就是有效的，并不一定仅限于股东会决策，而中福实业公司担保案则认为，股东会与董事会职权分工不同，在章程无授权董事会有权决策担保时，没有股东会决议，仅有董事会决议，不足以确立担保行为的有效性，但笔者认为，两案在该问题上立场差异非常细微，并没有实质性差别，因为光彩集团公司担保案并没有否定公司对于关联担保需要股东会同意，而是从事实认定的角度认为该案不存在越权担保的行为，而中福实业公司案也没有否定当董事会决议能够实际代表股东会决议意志时，一定需要所谓形式上的股东会决议。因此，两案不存在裁判冲突的问题。
三、困惑：新《公司法》关于公司担保的解释立场
从新《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来看，新《公司法》从立法论上扫清了公司担保能力的障碍，明确公司可以为股东或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因而关于旧《公司法》第60条第3款的争论至此尘埃落定，此后，证监会也以《关于废止部分证券期货规章的决定（第10批）》［（2010）36号公告］废止了原61号文件，公司担保能力之争告一段落。但是，也应看到，新《公司法》虽然承认了公司的担保能力，但是却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对公司担保进行了规范，将立法重心放在担保决策权的程序控制上，表现为法律对公司担保决策程序的限制和法律授权公司以章程对担保决策程序进行限制。问题是，公司违反法律限制和章程限制对外提供的担保行为是否应当认定无效？风险是应当由公司还是应当由交易相对方承担？对此，新《公司法》没有予以回答，由此也产生了比旧《公司法》更为复杂的法律适用问题。
在新《公司法》修订过程中形成的趋同观点是我国新公司法应加强公司自治而放松管制，注意和强调公司法规范的任意性，减少强制性规范的范围。[12]但如何确定新《公司法》第16条公司转投资及提供担保的程序规定以及第122条重大资产买卖与重要担保的议事规则的规范性质，其属于强制性规定还是任意性规定，如属于强制性规定，则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还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仅是颇富争议的实务问题，在理论界也远未形成统一意见。笔者的基本观点是，新《公司法》第16条和第122条虽然均为强制性规定，对交易相对人的注意义务构成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并对担保合同效力直接产生影响，但是，新《公司法》的担保规范不属于《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范畴，在司法实践中应避免援引《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认定公司对外担保合同未经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绝对无效的错误做法。理由是：首先，新《公司法》关于担保的条款均没有规定违反该些条款中的强制性规定会导致公司与交易相对人签订的担保合同无效；其次，新《公司法》关于担保的条款的规范目的在于防范公司管理层以及控制股东利用公司担保进行不当的利益输送，损害公司资产的独立和完整，因而从决策权分工和表决程序上解决股东与公司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成本问题，协调大小股东之间就公司资产问题产生的权益冲突。立法目的并不是禁止担保交易行为或者关联担保交易行为本身；其三，新《公司法》关于担保的条款在内容上表现为对公司在提供担保前进行内部决策时的权力配置和审议程序，是典型的调整公司治理结构权力行使的规范，属于对担保人单方的公司内部关系的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从文义解释上得不出该些规范旨在直接约束公司与交易相对人签订的担保合同效力的结论；其四，倘若认定担保合同有效，损害的也只是提供担保的公司的利益，是私主体之间的民事利益的调整关系，并不牵涉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新《公司法》将第16条的立法理由表述如下。第一，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应当由公司机关作出决议。为了引导公司对对外投资和为他人提供担保这类重大行为作出科学的决策，保证公司行为的恰当性，增加第16条的规定。第二，公司为他人担保体现为第16条第1款，一般原则是公司章程可以根据实际经营的需要，规定对外投资和为他人担保的决策权由股东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大会（股份有限公司）或者董事会行使。为了保证交易安全，公司章程可以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每一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作出限制性规定，公司章程有这类规定的，公司机关作出决议时，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除非修改公司章程。第三，公司为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属于关联交易，可能被用来进行利益输送，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因此第16条第2款规定关联担保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表决，不能通过公司章程规定由董事会作出决定。同时为了维护股东大会决议的公正性，避免控股股东滥用资本多数决的原则，第3款规定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应当回避表决。公司违反这一规定，强行表决的，股东可以根据《公司法》第22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无效之诉。
新《公司法》第122条的立法理由为：上市公司股东人数众多，股本规模大，重大资产变动产生较大风险，故限定上市公司在1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资产总额30％的，应当由股东大会而非董事会作出决议，并明确适用特别决议，保证该类决策代表大多数股东的意见和利益。
笔者认为，我国公司的特点是股权结构高度集中，家族型和国营型公司占绝对比例，公司控制权掌握在控股股东手中，一股独大高度集中的金字塔式的股权结构特征明显，公司董事会大多受到控股股东的控制，很难在与控制股东有关的关联交易中形成独立判断，因此我国公司治理的首要问题为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其次才是因经营者与所有者分离而产生代理成本问题。这一现象与欧美发达国家公司治理注重规范董事、经理行为，防范代理人自利交易的取向有较大区别。在此背景下，关联担保虽然对被担保公司有利，可能加强整个企业集团的效率，但关联担保极易异化成为大股东掏空公司的工具，降低上市公司的企业价值，具有显著的负财富效应，极大地损害了投资者利益。[15]经济学家Johnson等人对大股东滥用控制权提出了隧道挖掘效应一词，专指大股东为了自身利益转移上市公司资源的行为，形式包括通过不公平的关联交易、财务担保、支付不合理的高额薪酬等方式转移公司资源，或者通过发行股份稀释下小股东权益等等。[16]我国公司法确立以规范关联担保为重心的治理模式，应当说是市场的理性选择。因此，在笔者看来，公司违反法律强制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出的担保构成广义的越权担保。从目前我国公司担保实践情况看，纯粹依靠公司治理结构的自我完善并不能起到规范关联担保的调整作用，也显非新《公司法》在总则中予以强调规定的立法本意所在。新《公司法》的缺陷在于其虽然对公司担保事项的决策，强制规定必须由特定公司意思形成机关作出，但没有进一步针对公司的对外意思表示机关，即公司代表权问题作出明确的限制性规定，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公司意思表示机关形成的外部意思表示与公司内部意思形成机关作出的决策不相一致的情形。因此，关键在于妥当确定交易相对人的审查义务。交易相对人是否可以信赖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加盖的公司公章，就认为在公司内部已经通过股东会决议或已经履行了章程规定的必要程序？还是交易相对人负有一定审查的义务，应当要求公司担保时提供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或者交易相对人负有更重的审查义务，其应当进一步审查被担保的股东有没有回避表决，甚而审查担保金额有没有超过上市公司资产总额的30%？对于交易相对人的义务，新《公司法》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构成一项新的法律漏洞。这一法律漏洞较旧《公司法》在关联担保之外，还涉及到一般担保问题，使得司法实务对第16条以及第122条产生更大的理解分歧。笔者认为，从实现新《公司法》担保规范的立法目的这一角度看，应当区分不同情况向交易相对人分配合理和适当的注意义务，实现维护交易安全和公司利益及投资者权益之间的平衡，司法实务中必须统一关于公司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的裁判思路。
在公司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和问题上，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法律思维：一种是即使公司代表越权，合同也有效，内部违规内部处理，维护交易安全；另一种是区分不同的情况，看交易中交易相对人的过错程度，来判断合同是否有效约束公司。前者将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完全分开，属于形式主义的法律思维，在交易稳定和公司利益中完全偏向交易稳定，但容易使公司受到公司代表违规行为的侵害。后者属于实质主义思维，能够较好平衡交易稳定和公司利益之间的关系，缺点是交易相对人的过错判断标准不确定，缺乏可预见性，容易产生裁判尺度不统一的问题。
在早期的司法实践中，前一种法律思维占主导地位，认为对于公司内部职权划分的规定，无论是法定还是通过章程意定，都认为不能作为保证人对外要求免责的抗辩事由。比较典型的是伊贝恩饮品公司案。在该案中，伊贝恩饮品公司提出如下抗辩理由：伊贝恩饮品公司是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根据《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29条的规定，合作企业的资产抵押由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会议的董事或者委员一致通过，方可作出决议，而根据该细则第28条规定，董事会会议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会议应当有2/3以上董事或者委员出席方能举行，由于本案关于同意抵押的董事会决议违反了上述规定，所以抵押借款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述规定仅是对中外合作企业内部机构职权划分的规定，公司不得以董事会越权擅自抵押对抗不知情的善意第三人，抵押借款合同有效。但是，自新《公司法》修订有关担保的规定后，强调接受公司担保的交易相对人对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负有审查注意义务的见解逐渐占了上风。例如在创智股份公司担保案[18]中，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旧《公司法》虽然未要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必须经董事会或股东代表大会决议，但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第5条、证监会、国资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第2条第2款第1项、第3项作了约束上市公司担保行为的规定，在程序上是需要股东大会还是董事会的批准，属于公司自治的范畴，创智股份公司章程选择由董事会决定担保事项，则对外担保需经董事会决议。对创智股份公司的董事会决议，光大银行仅负有形式审查的义务，在没有证据证明光大银行存在恶意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光大银行对该份董事会决议已履行了合理审查的义务。据此，最高法院改判认定保证合同有效。
不过，最高法院的上述解释立场并没有获得全面认可，例如在中建材集团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案[19]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银大公司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银大公司在内部权限划分上，对法定代表人对外担保、订立担保合同进行了明确限制，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签署《承诺书》，保证行为有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新《公司法》第16条并未明确规定公司违反上述规定对外提供担保导致担保合同无效，该条款规定的公司内部决议程序不得约束第三人，该条款并非效力性强制性的规定，如依据该条款认定担保合同无效，不利于维护合同的稳定和交易的安全。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作为公司内部决议的书面载体，其公开行为不构成第三人应当知道的证据。第三人的善意是由法律所推定的，不能仅凭公司章程的记载和备案就认定第三人应当知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进而断定第三人恶意。在银大公司不能举证证明中建材公司存在恶意的情形下，应当认定中建材公司为善意第三人，中建材公司已经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中建材集团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案与创智股份公司担保案的审理关于交易相对人审查义务的判断标准有实质区别。前者认为新《公司法》第16条并未明确规定公司违反上述规定对外提供担保导致担保合同无效，该条款规定的公司内部决议程序不得约束交易相对人。章程也没有外部约束力，交易相对人没有审查章程的义务，章程的公开不构成交易相对人的推定知晓。后者虽然适用旧《公司法》，但认为证监会和国资委规章对于上市公司的担保规定，金融机构应当知晓，负有合理审查义务。此外，两案在事实上存在两项重要区别：一是创智公司担保案中担保人为上市公司，即公开公司，而中建材集团公司担保案中担保人为有限责任公司，即封闭公司；二是创智股份公司担保案涉及的是企业集团中关联企业之间的担保，担保人创智股份公司和债务人智信公司的股东均为湖南智信，属于广义范围的关联担保；中建材集团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案涉及的则是一般担保。上述事实是否影响到交易相对人的审查义务，不能在新《公司法》的条款中找到答案，因为新《公司法》既没有对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之间的互保作出规定，也没有从公开公司或封闭公司的角度规范担保。
笔者认为，公司担保合同效力的裁判见解不一，使得担保交易当事人在评估交易风险时缺少明确的法律指引，难以形成稳定的预期。对新《公司法》第16条取得统一解释，这是裁判统一的内在要求，也是维护交易秩序和安全的客观需要。笔者认为，新《公司法》第16条、第122条的规范性质为调整公司内部决策权配置的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原则上其效力不应及于公司外部的交易相对人，例外情形是交易相对人不具有善意，其知道或应当知道公司系越权担保仍然接受担保。此时交易相对人不具有可保护的法益，应当通过认定担保合同无效，在公司和公司外部的债权人之间合理分配风险。
四、思路：新《公司法》下公司担保的效力认定
新《公司法》第16条首次出现了公司担保和转投资等重大交易必须经过董事会决议或股东会决议的规定，但立法没有明确规定上述两款构成是否对公司对外代表权的法定限制，也未明确交易相对人负有审查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的义务，使得司法实践对该法条的解释态度面临着两难选择。一是采取法律限制性规定应当推定相对人知晓的原则，则无论签约人是法定代表人，还是持有公章的公司其他代理人，法律既然规定其对外签订担保协议均应满足特定授权要件，交易相对人就应当审查法定的授权文件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二是仍然遵循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的划分原则，将法律限制性规定视为公司内部的决议程序要求。交易相对人无需在公司代表权或代理权之外审查其在内部是否履行了决议程序，而可以根据代表权或代理权外观推定担保已经在公司内部履行了相应的程序。
采取前种解释态度的，将使交易相对人在法定代表人签字以及公司印章之外对于担保交易的签约授权承担较重的审查义务，其弊端在于改变了当前我国社会生活中长期以来形成的简易判断方法，对交易安定有一定影响，并容易成为公司提供担保后滥用合同无效恶意抗辩的一条捷径。采取后者解释态度的，有助于保障交易安定和快捷，但无法有效起到防止违规担保损害公司、中小股东以及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作用。笔者认为，有必要根据一般担保和关联担保确定代表权的不同限制。新《公司法》第16条第1款和第122条为一般担保中关于公司内部的决策程序限制，不构成对公司外部关系上代表权的法律限制，对交易相对人不具约束力。第16条第2、3款是为关联担保中关于公司内部的决策程序控制，鉴于立法强调其规范关联担保的重要性，应当认定构成对公司代表权的法律限制，可以通过向交易相对人分配合理适当的审查义务，规范关联担保，但审查义务不宜要求过苛。此外，如果关联担保交易对公司利益没有损害的，条款的立法目的已经达到，不应再以交易相对人未履行审查义务而否定担保合同的效力。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从法益衡量的角度看，一端是债权人利益以及交易安全和信赖利益的保护，一端是公司内部利益以及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合同自由原则决定作为担保合同交易的当事人对对方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的正当期待和信赖理应得到保护。只有当信赖不合理时，才可以使公司内部的利益超越担保权人的合同自由利益。[20]公司违反《公司法》第16条及第122条的强制性规定构成越权担保，是公司具有单方违法性，交易相对人本身不存在违法性，因此不应对交易相对人要求过苛的审查义务，否则因为担保人的违法行为，反而使担保人免责，只能挫伤交易预期、鼓励不诚信的合同恶意无效抗辩。
第二，新《公司法》第16条第1款和2、3款的立法调整目的是有区别的。从第16条第1款的规定看，其是针对章程有限自治分配决策权问题上作出强制性规定。在章程被定性为仅约束公司内部关系，不具有外部约束力的前提下，法律对章程的限制性规定，也相应仅强制适用于公司内部关系的调整，不具有外部约束力。新《公司法》第16条第1款在立法技术上将向其他企业转投资和为他人提供担保予以并列规定，原因在于两者都属于可能降低公司实际偿债能力、增加公司股东和债权人风险，有损资本维持原则的行为，故立法意图为维持公司财务稳定和资本充足。新《公司法》取消了转投资法定限额的规定，将转投资和担保的限额交由章程自治，立法者放宽限制的原因为对于公司资本维持原则的理解由以前的注重静态意义上的注册资本担保功能转为更关注动态意义上的公司资产状况，即以资产信用取代资本信用。[21]公司非关联担保承担的是或有负债，相较于公司转投资、产权交易、资产置换、兼并收购等交易行为，对公司资本维持原则的损害更小，按照举重以明轻的解释规则，在后类重大交易中都没有要求交易相对人审查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在非关联担保中要向交易相对人分配审查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的义务不具有正当和合理性。第三，从价值引导上判断，不应将公司资本维持原则优于公司外部的债权人保护和交易安全秩序。一是现代公司制度以投资者有限责任为基石，股东将风险限制在投资范围内，对超出部分不承担责任，债权人因此得不到完整清偿，实际上是将投资者的部分风险转移给债权人，以公平换效率。[22]我国公司实践表明，在对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的法律保护具有不平衡性，保护的天平明显向股东倾斜，对债权人保护程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很多银行发放给公司企业的信贷成为不良贷款即是典型例证。[23]担保是公司法以外的债权人保护方式，在非关联的一般担保交易中仍向债权人倾斜分配审查义务，将使债权人利益保护处于更劣的地位。二是从交易成本分配正义角度考虑，各国均注重交易安全和快捷的考虑，从法律层面尽可能使外部人核实信息费用最小化。我国特有的公章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降低外部人核实信息费用的作用，这也是公章在我国盛行不衰的原因之一，公司完全可以通过控制公章的使用确保其担保意思表示的真实性。担保权人作为与公司进行担保交易的相对人并不负有维持公司资本的义务，其根据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以及加盖公章，而推定公司已经履行章程所规定的应经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的义务，具有合理性。因此，从维护公司资本和偿债能力这一立法意旨出发，认为第16条第1款约束交易相对人，要求交易相对人接受公司担保时，在核实公章之外，仍应审查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不但不具合理性，而且容易成为公司否定担保交易的效力却实际享受担保利益的利器。
第四，新《公司法》第16条第2款和第3款旨在规范关联担保，通过提高决策权的层级和表决权排除制度，一方面防止大股东及董事为谋取自身利益，利用持股优势或者职权便利，擅自以公司资产设立担保，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另一方面授权表决权过半数的其他股东最终决定公司是否能够提供关联担保。
关联担保属于关联交易的一种，广义的关联担保还应包括为董事、经理以及与董事、经理具有利害关系的人的担保。新《公司法》在规范关联交易的一般模式上，是通过议事表决机制、赋予公司损害赔偿请求权以及公司归入权等内部关系模式进行调整，对于关联交易本身的效力、交易相对人根据是否为关联交易来审查关联交易是否得到公司授权以及对交易相对方产生的法律后果不予规定，形成了关联交易一般规则的缺失。
在关联交易中，因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的风险是否部分外化由交易相对人承担，理应由立法者进行价值判断。关联担保较其他关联交易的危害性更大，一般关联交易由于有公允性规则的控制，对于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比较容易判断交易相对人的恶意，从而不保护其信赖利益。而关联担保一般并没有对价，更容易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滥用成为掏空公司的工具，对公司利益构成损害。因此新《公司法》第16条第2、3款直接规定关联担保必须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同意，并采取利害关系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回避表决的方式。尽管从新《公司法》第16条第2、3款的文字表述看，没有明确表示其立法意图是采取公司间关系的调整模式。但其将法条位序列入总则部分，脱离组织机构一章，表示从之前的强调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受信义务转为一般性地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具有约束力。这种法律公示性的规定对参与市场的交易者都具有推定知晓的效力。
从新《公司法》立法理由看，其在立法目的中已经表明旨在防止关联担保被控制股东用来进行利益输送，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因此在对债权人保护与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平衡问题上，应集中体现为对债权人善意标准的把握。从保护债权人角度看，仅是保护善意的债权人的利益不致受损。在关联担保的效力判断问题上，对债权人善意标准越宽松，防止不公平的关联担保的概率就越低，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受损就越严重，立法意图就越难以实现。因此，在法律有明确的关于关联担保的强制性规定时，债权人有索取股东会决议并进行合理审查的义务，但应尽快由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综上所述，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公司越权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规则，应当依照公司法、合同法、担保法确立的规则，根据民事法律行为的基本原理以及交易情境予以确定。也就是说，越权担保合同性质属于效力待定合同，而非无效合同。越权担保合同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他职员未经公司有效决议，擅自以公司名义对外签订的担保合同，影响合同效力的原因为签约当事人缺乏有效代理权限造成的，并不存在合同内容不合法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其性质属于效力待定合同，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应认定为有效合同，对公司产生法律效力。一是从保护善意相对人的角度出发，效力待定的合同由于符合法律规定的表见代表或表见代理要件而认定为有效合同；二是从保护当事人的合同预期、促成交易而不是磋商交易的目的出发，效力待定的合同在被代理人予以追认时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