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开中央的“十二五”规划蓝图，推进改革的色彩依然那么醒目。浏览新近媒体的专项民意调查，呼唤改革的意愿依然那么强烈。
如何将改革的色彩化作鲜活的图景？让改革的意愿成为生动的实践？我们还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抖擞精神，放下包袱，奋然前行。
改革的风险究竟多大，是悬挂在各级施政者头脑中的一个长长的问号。
当下的改革，从市场经济的完善，向社会结构的重构突破，从思想观念的解放，向利益关系的重组深入，从经济发展动力的提升，向社会公正的坚守转型，必然引发更多的社会争议：会不会在打破原有利益结构的同时带来新的失衡？会不会导致既得利益者的强力抵制，出现“改革者困境”？会不会冲击现存秩序，影响必需的社会稳定？如何降低改革的成本，减缓改革的震荡，成为改革者面临的一大考验。
要改革就会有风险，不改革就会有更大的危险。我们需要的不是回避风险，掩盖风险，而应是直面风险，战胜风险。这也是中国改革30多年来一路前行的宝贵启示。想当年，安徽小岗村农民冲破极“左”路线的重重禁锢，首创农业大包干，掀开了中国农村历史崭新的一页；深圳特区人勇担历史使命，敢闯敢试，先行先试，“杀出一条血路”，率先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里闪耀的，正是生生不息的改革精神。当然，我们还要善于化解风险，降低风险。决策改革是一个权衡利弊的过程，推进改革是一个不断兴利除弊的过程。在法治的轨道上转型，在稳定的前提下运行，在有序的参与中深化，这当是改革者正确的抉择。
更要看到，推进改革的目的，恰恰是要更好地解决社会现实中突出的问题和累积的风险。看一看新一轮城市化进程，不少地方出台政策，执意强力推进“资本下乡”、“撤村并居”、“占补平衡”、“两个置换”，侵害了一些农民的合法权益，引发了接二连三的群体事件。寻求化解矛盾冲突的根本之策，恰恰在于尊重农民意愿，在于民主法治建设，在于赋予农民以自由选择权、民主参与权和利益表达权。
改革的时机是否合适，也常常是各级施政者决策中的一道难解的课题。
谁都知道，深层改革，尤其需要宽松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但不无吊诡的是，危机从来就是改革的催化剂。中国30多年来的每一步重大改革，几乎都属于“压力逼进型”而非“利益诱致型”。
我们现在还处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后处理期，处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转型期。改革的环境很不宽松。但这里恰恰有推进社会改革的重要契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可以给应对危机中的人们更多的生活安全，给发展转型中的经济更多的内在动力；社会管理制度改革，可以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的优势，弥补政府和市场的失灵，更为有效地消解社会郁积的矛盾，释放社会发展的活力；社会流动机制改革，可以尽可能地让每个人凭借其自身能力通过公平竞争，获得更为平等的改变境遇的资源、更为公正的就业发展的机会和更为多样的向上流动的渠道；社会事业体制改革，可以在教育医疗文化诸方面更好地满足社会的公共需求。
环境宽松之时，我们或许会忽略深层改革的紧迫，而尽兴地去创造、分享发展的红利。而当环境趋紧之际，我们则很可能更加谨慎，甚至踌躇不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在当下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已难以再现，各种社会矛盾正日渐积累，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有前车可鉴，深化改革，我们不应有轻易的忽略或犹疑。
改革的选择有无替代，则是更多各级施政者实践中的一个自然的考量。
正是担忧改革的风险，等待改革的时机，不少地方政府将施政的精力全部投注于抓发展、重民生、促和谐，满心期望以此来替代改革、置换改革。
确实，发展中的许多问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但是，发展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且，未经转型、并非科学的发展还可能不断积累问题，生成问题，激化问题。今天的发展，究竟是谁来发展，为谁发展，发展的成果由谁共享？究竟如何解决发展中的资源破坏、环境污染、土地滥占等问题？究竟怎样改变投资出口主导经济增长、政府权力配置生产要素的格局，实现内需拉动的发展战略、消费主导的经济平衡？显然，这需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资源价格机制和政府职能转换等配套改革。
确实，民生是国计的起点和终点，民富是国强的基础和标识。更要看到，民生深处是民权。从温饱需求的满足，到小康生活的建设、幸福人生的追求，从经济自由的释放，到社会空间的开拓、政治权益的保障，民生的内涵在不断深化，民生的品质在不断提升。而且，只有在人民当家做主制度的不断完善中，民生进步才会有更坚实的根基和更深广的意义。
确实，社会更加和谐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当通过改革建立一个社会利益均衡机制，让社会的每一个公民，都有平等的利益表达的权利；就要寻找社会矛盾激化、危机丛生的主要源头，从制度的层面而非单一的政策层面上，从改革的全面深入而非单一的行政推进中，去理顺多元化的利益关系，扶持边缘化的弱势群体，遏制膨胀化的权贵资本，惩治弥漫化的腐败现象，从而构建良性的官民关系、劳资关系，消弭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和贫富分化。
改革需要理念和设计，更需要信心和行动；改革需要智慧和能力，更需要勇气和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