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与战争艺术的革命

1805年的夏天快要结束时，诞生刚刚一年多的法兰西第一帝国正陷入一场生死攸关的危机。10月21日，英国海军上将纳尔逊在特拉法加角歼灭了法国地中海舰队主力，使等候在英吉利海峡以东、企图进击英国本土的18万法军丧失了战术价值。在他们东边，奥皇弗朗茨一世的三支大军已经在意大利、蒂罗尔和多瑙河谷地完成了集结，准备截击东侵的法国军队；库图佐夫的5万俄军也从波兰开拔西进，预定于10月中旬在多瑙河与奥军会师。北方的普鲁士名义上虽然保持中立，但普王腓特烈·威廉三世早已和沙皇暗通款曲，随时可能背叛他的法国邻居。在中欧的巨大陷阱里，第三次反法同盟集结了30万以上的精兵，誓要葬送那个“篡位者”的王朝。

9月23日，已经从海峡沿岸西移的17.7万法军突然强渡莱茵河，开始朝多瑙河快速挺进。10月14日，他们在埃尔欣根突袭了莱贝利希元帅的4万奥军，将其合围于乌尔姆，迫使对方于18日投降。11月13日，法军兵不血刃地开入维也纳，随后趁俄奥联军刚刚会师、立足未稳之际，直趋波西米亚。12月2日，5.3万法军在奥斯特里茨以西与8.7万联军遭遇，拿破仑以一场漂亮的中路攻势，将注意力被吸引到南线的联军彻底击溃，歼敌2.6万人。

三个星期后，奥地利在《普雷斯堡和约》上签字，第三次反法同盟瓦解。一年后，神圣罗马帝国在法国的要求下解散，普鲁士陆军也在耶拿被法军重创，法国在欧陆的霸主地位遂再度得到巩固。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感慨，以此际俄奥军队的兵员素质和参谋水准，足以抵挡住18世纪的优秀将领，但对拿破仑这位“革命的皇帝”却毫无还手之力。究其原因，拿破仑法国的大众兵役制度、民族主义基调以及全新的“大军”编制在根本上改变了战争的规模和目的，空前的人力和经济资源被动员起来，用于一场无止境的征服战争。这位“革命皇帝”的个人天才，又使上述要素能在短期内集中于法兰西帝国这架军事机器，并爆发出惊人的威力。

奥斯特里茨开启了战争史上的新纪元，“百万大军”的时代就要来了！

马拉(1743—1793) ，雅各宾派领袖

“旧制度”已达瓶颈

1756年，法国革命之前欧洲最后一次大规模战争——七年战争宣告爆发。十几个国家的陆海军在中欧、美洲、印度和西非展开惨烈的厮杀，造成了超过100万人的伤亡（包括平民）。传统军事体制和战争艺术——或者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军事领域的“旧制度”——经过西班牙和奥地利两次继承战争的淬炼，在本次大战中完成了最后的进化。然而进化

过程的结束也意味着旧制度可供榨取的“剩余价值”变得越来越少，此后二十多年间，大部分军事专家仅仅执着于推广新式火炮和步兵队形，对旧制度进行细枝末节方面的修补。

与16-17世纪那种大体上由教士、雇佣兵和商人主导的战争不同，18世纪中叶的军事对抗已经发展到相当专业的水平。主要国家在平时即供养和编练一支十万人级的常备军，由一个较小的职业军官团（大部分是贵族出身）统率，在文官政府中有对应的管理和协同机构。为了运用威力不断增大的火器尤其是野战炮，各国军队在平时就按照严格的操典加以训练，关于交战各方的权利、平民问题、投降程序以及战俘待遇的战争法也在完善当中。沃邦侯爵留下的要塞修筑和防御教材被所有国家奉为经典，工程师和专业技术人才在武装力量里占据了不可小觑的位置。像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这样的顶级统帅已经懂得利用内线位置，发起会战级规模的机动和歼灭行动。

然而积极的成分也仅止于此。除去少数贵族军官和受过正规教育的工程师外，构成军队主体的依然是目不识丁的无业游民、乞丐和强征来的壮丁，农民则要留在土地上创造财富；每个国家的常备军里都有至少1/4是来自外国的冒险家。为了使这群乌合之众保持最基本的秩序——而不是要他们奋勇前进——军官在平时会用严刑峻法恐吓士兵，在战时则要避免可能破坏队形或滋生混乱的大规模运动战。于是，精确、呆板的阵地战和防御术成了会战的主流，十几万大军会在一座要塞周围进行长达几个月的攻防较量，实际伤亡却很小。长途行军则是彻底的梦魇：没有哪位统帅敢让自己的部队在敌国领土上征粮，因为士兵一旦劫掠完毕，马上会开小差逃走。标准做法是从本国边界开始建立一连串的供应站，部队的最大活动范围不得超出供应站周边五天的路程；同时为确保纪律，步兵、骑兵和炮兵在行军时必须分开，只有在抵达战场后才按照地形重新配置，这无疑浪费了更多的时间。

最重要的是，发生在专制君王之间的战争，就根本目的而言是有限的，这限制了资源动员和军事手段的规模。围绕王位继承权展开的大战主要是为了恢复欧洲的权势平衡，歼灭一支敌军、攻陷一座城池都是为了服务于此种目的；假如把摧毁的对象扩大到敌方的经济基础甚至敌国本身，各国将永远无法达成可以接受的和平条件。

至于伟大的腓特烈，他固然能仰仗普鲁士的精兵，在局部战役中采取主动；但倘若把这支军队扩大到足够多线作战的规模，就必须征收更多赋税，从而使构成国家统治阶层的贵族和提供财源的地主、工商业者陷入对立状态。换言之，无限制地编练和供养军队可能威胁到君主专制本身，军事领域的旧制度乃是由政治和社会的旧制度所决定的。

并非所有人都把这种温和、低效的战争方式看作理所当然。从18世纪70年代起，法国军事专家和知识分子就开始对旧制度提出一系列变革建议。1775年，德布尔塞中将提议把野战部队划分成较小的分队，每个分队都有一定数量的步兵、骑兵和大炮，既可单独行动，也可在多个方向协同作战。三年后，炮兵军官让-迪泰伊出版了小册子《新型火炮在野战中的运用》，倡导在进攻战中集中大量火炮、轰击主要突破方向，后来成为拿破仑的战争信条。“全民皆兵”的雏形则是由出身军事世家的吉贝尔伯爵在1770年提出的，他预言一支训练严格、拥有崇高精神目标的国民军甚至有希望建立欧洲霸权。然而在经历了一百多年不间断的战争、财政已经濒临破产的法国，这些建议永远得不到付诸实践的机会。只是到了大革命席卷全国、外部侵略开始威胁到共和国的生存之际，它们的价值才获得了重视，并被用于革命军队的编练。

从1792年到1799年，普遍征兵制、以师为单位的编制案和纵队队形等新要素逐步加入到法国的军事机器当中，然而从实际效果看，战绩仅是胜负各半。究其原因，过于频繁的政治动荡影响到了军事指挥层的稳定，新加入部队的官兵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革命性的组织结构、管理和战术。最重要的是，只有当拿破仑这位天才人物同时成为法国军队和国家的领袖之后，各种分散的新要素才能被有机结合起来，并发挥出最大的效用。

表现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人们推崇“至上崇拜”论场景的绘画

战争规模与战术的革新

当代战略学名家彼得·帕雷特曾经断言，假如拿破仑没有执掌大权，革命后的法国至多成为欧陆一等强国中稍微领先的那一个；完全是由于拿破仑的战略天才、控制欲和进取心，法国的扩张才一以贯之地持续下去，最终颠覆了整个欧洲均势，并成为现代意义上战争的基本模式。

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与此前的战争存在的最大差异，首先体现在规模上。1793年初夏雅各宾派上台之后，即由公安委员会委员拉扎尔·卡诺颁布了“大规模动员”法令，规定“自即日起到敌人被驱逐出共和国领土为止，所有法国人皆有服兵役的永久义务”。国民公会随后还通过决议，实行战时经济管制，并宣布“所有法国人及其一切财产都须为法兰西民族的战争服务”。在革命激发的大众热情、公安委员会的恐怖政策和卡诺的个人才干共同作用下，短短一年之内，革命军的总人数就从64.5万人膨胀到了150万人，以至于许多新兵竟领不到步枪。经过大革命的洗礼，应召入伍的士兵早已不再像王朝战争时代一样无知、散漫、缺乏精神追求；相反，为了报效国家以及出人头地，他们往往更乐于服从命令，也更富有创造性。

1804年拿破仑称帝时晋升的18位元帅无一不是平民子弟出身，他们在革命前大多只是校、尉一级的低阶军官，经过十多年奋斗，竟得以跻身最高级军人之列，这在波旁时代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元帅们的榜样刺激着更多后来者为拿破仑的霸业前赴后继：从1800年到1812年，法国共有130万义务兵和为数更多的志愿兵加入拿破仑的军队；在征俄之役开始前，构成法国陆军基干的野战军已经扩充到68万人，是腓特烈大王那支常胜之师的8倍以上。

1793年，法国旺代农民被强迫参军。这一年，第一次反法同盟成立，对法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在法国，吉伦特派统治被推翻，雅各宾派专政建立，号召国民参军保卫国家

公民军队的建立，还为采取“以战养战”的就地补给方式创造了可能。1793年底之后，战争的中心转移到法国境外，这在三十年前差不多是一切统帅和军需官的梦魇；然而在一支“由全体人民组成”（《1793年宪法》第107条）的军队里，指挥官完全不必担心士兵会因为劫掠而溃散或逃跑。拿破仑本人在1806年即断言：“懂得如何从你占领的地区获取所有各种供应，构成战争艺术的很大一部分。”由于能从占领区获得粮食和补给品，并且在国内实施经济管制，法国在工业化程度远低于英国的情况下，仍得以持续作战近1/4个世纪，创造了一项奇迹。

摆脱了对供应站的依赖，意味着法军可以像德布尔塞当初设想的那样，展开灵活机动、充满主动性的进攻作战。在这方面，拿破仑的贡献不在于具体的军事科技——前装滑膛枪和野战炮的改进在1780年代即已结束——而在于军队组织方式和战术的革新。1793年夏天卡诺编练第一支革命军时，就已开始将“师”作为基本单位；每个师都下辖步兵、骑兵和炮兵，采用灵活的纵队队形，战时首先以猛烈的炮火掩护优势兵力快速推进，随后尽可能多地歼灭敌军。拿破仑将这种规模较小的野战部队进一步扩编为十万人级规模的“大军”，使其可以用于大规模运动歼灭战。在乌尔姆和奥斯特里茨登场的便是第一批完成整训的“大军”。

“大军”以“军”作为基本单位，每个军由一位元帅统领，总人数在1万到5万人之间，通常为2-3万人。它下辖有2-4个步兵师（每师4000-10000人）、1个轻骑兵师（2000-4000人）、1个炮兵旅（下辖3-4个炮兵连，每连6门4-8磅野战炮加2门6磅榴弹炮）、一支工兵和架桥分队以及辎重、医疗单位。在进行军级规模的会战时，各单位通常会在一个宽大的正面上、沿不同的路线一齐向目的地发进，彼此之间的距离不超过一天的行军里程，以便随时相互支援。必要时，每个师也可增加相应的骑兵和炮兵，单独进行规模较小的战斗。

除去5-7个这样的军以外，“大军”还下辖一支直接听命于拿破仑本人的近卫军；最初它编有8000名最精锐的掷弹兵、轻重骑兵和少量炮兵，主要负责皇帝本人的安保，充当会战中最后的预备队。

1814年3月31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亲率反法联军穿过凯旋门，攻入巴黎

征俄之役开始前，由于拿破仑决意御驾亲征，近卫军一度扩充到两个正规军的规模（11.2万人）。滑铁卢之战中，刚刚完成重建的2.8万名近卫军依旧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法兰西帝国的版图扩展到中东欧和亚平宁半岛之后，数以万计的波兰人、奥地利人以及意大利人也加入了“大军”，与法籍官兵混编，后来还组建了完全由波兰人组成的第5军。参加征俄之役的“大军”中半数以上为外籍官兵，只有7万人活到了战争结束。

《战略论》作者利德尔·哈特将拿破仑的指挥艺术概括为“在敌人的部署上找到弱点、并迅速集中占压倒性优势的兵力予以打击”，这实际上略过了一项前提——只有在军队规模急剧增长、物质和精神力量都焕然一新的基础上，统帅才有可能改变七年战争时代那种有限的、低伤亡的防御战术，而采取潜在收益和损失都大得多的攻势。腓特烈大王已然发现的运动歼灭战的幽灵，也只有到这时才能彻底从魔瓶中释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