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刘 晰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安徽合肥 230601)

摘要：王安忆作为一位新时代的女性，以其开阔的视野、细腻的笔触、独特的写作视角为读者创作了一部部风格迥异的作品。细读她的作品我们会发现，她创造了形形色色彰显个性的女性形象，而这些女性无论地位、身份和知识的高低，身上都闪烁着鲜明的女性意识。从这些投注了作者无限情感的女主人公身上，我们仿佛也看到了作者鲜明的女性意识。

关键词：王安忆；女性意识；视角

一、引言

王安忆是当代文学中一位成就非凡的女作家，她的作品数量众多，视野开阔、风格多变。作为一位敏感的女作家，她在小说作品中塑造了形形色色、性格各异、处境不同的女性形象。这一个又一个的对女性生存思考、命运解读的小说清晰地为我们展示了一份份女性意识鲜明的文本，吸引着我们对其进行女性主义研究。

二、鲜明的女性意识

几千年来，无论中西，就两性文化而言，一直沿袭着男尊女卑的传统。强大的占主流地位的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是深重的，并且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这在许多人心中种下了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遗毒。王安忆自己也说过:“女人生下来就注定是受苦的、孤独的、忍耐的，又是卑贱的，光荣的事业总是属于男人。”[1]可见王安忆强烈地意识到女性在社会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并为女性的这种状况担忧。

作为一位女作家，王安忆以其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敏感，以笔者是完全赞同叔本华“人生的本质是痛苦”的伦理观的，但对他的指引方向却不能赞同。笔者认为，人生的本质是痛苦的，但是我们生存的意义就在于与痛苦的共存——互相缠绕、互相对抗，却又互相扶持的共存。

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谈到：“坚持与清醒的态度是目击这非人道游戏的优先条件，荒谬、希望与死亡在这游戏中角逐争斗。”“穷尽现在……重要的不是生活得最好，而是生活得最多……关键是要活着，是要带着这种破裂去生活。”3人生的本质是痛苦的、荒谬的，人每天都眼睁地看着自己走向死亡，这是哪一个最高尚或最卑劣的人都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实。那么在这个走向死亡的路途中，经历就成了惟一的意义。生的开始，死的结束，每一个人都是完全相同的，只有这个生与死之间的过程是可以千变万化的，是跑着走还是跳着走，是悲伤着走还是欢快着走，是匍匐着走还是傲岸着走，是带领着人走还是被人鞭打着走……种种方式人们可以尽情地选择，选择自己最喜欢的方式，最适合自己的那条小径，然后充满痛苦艰险却又撒满快乐欢欣地迈向自己的终点。

在这一点上，叔本华的弟子尼采无疑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典范：在痛苦中欢笑的身姿成了一个最完美的雕塑，伫立在世界艺术之林的正中央。他傲岸挺立的姿态、睥睨世俗的风范，以及甘为哲学献身的精神，永远是引领一切朝圣艺术的徒子徒孙们的灯塔。

叔本华说人生是痛苦的，加缪说人生是荒谬的，尼采说人生是孤独的。同样悲观的论调，同样对人生决绝的否定，却是呈现出三种不同的生命姿态和人生轨迹。叔本华在生活中没有超脱，反而由于过于保守而显得有些委琐。和他相比起来，加缪和尼采的人生就更具有一种英雄的风范，悲剧英雄的味道。他们都是战斗者，都是面对死亡却真正做到视死如归的战士。读哲学书籍，我们常常抹不去一种功利目的：找到一种指引、一把钥匙，而不仅仅是一扇窗户，能看到屋里的全部，却无法进去的焦灼。所

其独特的女性言辞，在文本中以女性视角切入女性世界，书写女性的情感、生活，展示女性面对生存的现状而进行的执着努力，面对命运的无奈而采取的思考与拼搏，甚至单纯的只是书写女性的自然美好，书写她们的某种蒙沌状态。[2]这些女性主义读本清晰地流露出作家的女性主义情怀与女性主义意识。正如陈村在《长看王安忆》里所说的：“在中国的女性作家中，她是最像女性的一个。她不总把性别挂在嘴角，靠的是女性才有的知觉感觉。”[3]笔者以王安忆小说中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为例，对其所体现出作者的强烈女性意识展开分析。

三、敢于向命运抗争的女性

在王安忆的小说《桃之天天》和《流逝》中，她以自己细腻的笔触为我们描述了两位在艰难环境中不屈抗争的女性。面对命运的捉弄、环境的险恶，她们积极应对、敢于抗争，在她们身上都流露出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向命运低头的“韧”劲。

《桃之天天》叙述了上海市井之间，一个叫郁晓秋的女子的半身经历。她是母亲笑明明在其丈夫郁子涵因贪污和玩弄女性被判罪服刑之际，耐不住寂寞，与他人所生的私生子。从小就生活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中，是母亲和同母异父哥哥、姐姐乃至保姆发泄不满的出气筒，也是周围各色人等说笑逗乐的谈资。她与自己同学何民伟的恋爱，也因为家庭以及出生缘故，一直得不到对方家人的认可，柯柯的出现最终导致两人的分手。可以说郁晓秋从出生开始就受到他人的鄙夷，她生长的环境也可谓严酷，但正是在这艰难的环境中那个像桃花一样健康、美丽的女孩儿，面对家人的忽略，面对周围人们的鄙夷与非议，顶着失恋的痛苦，她以，做为一名普通人，最大的愿望还应该是能够在悲剧的人生中积极地生活，只有这样的人生才会有意义。

不过，以上不同见解并没有完全否定叔本华的伦理观，相反，叔本华的哲学还是给我们一种深刻的警醒：时刻认识到人生的本质是痛苦，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不要期望有一劳永逸的安闲在终点等着你，除了死亡。从这一点出发来反观当代中国文坛，轻松和愉悦泛滥成灾，欲望和贪婪遍地开花，文学成了浅薄者的点缀、萎靡者的呻吟。没有质感的呼喊，没有内容的藻饰，像瘟疫一样吞没了本不成熟的文坛。没有抵抗力的青少年刚刚涉足，马上被传染，病毒像玫瑰花一样在他们体内盛开。没有了痛苦的疫苗，没有了超然而无功利的指导，文学像一只绚丽多彩的纸船，很快将会淹没在洪涝成灾的欲望的海洋之中。我不禁又想起鲁迅的那声呼喊：救救孩子！

参考文献：

1.《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叔本华著.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第273页.1997年.

2.《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叔本华著.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第385页.1997年.

3.《西西弗的神话》.加缪著.杜小真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1页.2006年版.

4 《悲剧的诞生》.尼采著.赵登荣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5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著.钱春绮译.三联书店.2007年版.作者简介：

张会利，女，汉族，1979年7月出生，现为黑龙江省牡丹江师范学院2009级文艺学硕士研究生。籍贯：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谢旗营镇谢旗营村；工作单位：黑龙江省牡丹江师范学院；职务：学生；学位：无。研究方向：文学批评学。

138文史哲抬着头、昂着胸，微笑地生活着，最终用自己的真诚与善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流逝》写的是文革中的故事，通过女主人公欧阳端丽在这十年中的变化，塑造了一个有顽强的生命力、坚定的人生信念、敢于抗争和积极争取的女性。欧阳端丽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大学毕业后，不愿去甘肃工作，高傲而美丽的她嫁给了潇洒俊逸的资本家少爷张文耀，当了阔少奶奶，生活无忧。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家中资产被没收，为了维持家中的生计，她经历了生活的种种艰难困苦。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这个家庭的男人却毫无责任感，如文耀只会在父母金钱权威的庇护下，才坚持自己的意见、发表见解，他“是用金子铸的，倒是贵重，没有生命力”。[4]

在小说中作者这样处理，可以看出是有意识让读者看到，同在艰苦环境下，面对困难时女性比男性更有坚强不屈的韧劲。在这艰难的十年中，欧阳端丽一直在与外界环境和命运做着不折不扣的抗争，在抗争中她得到了家人与邻居的肯定，也流逝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小说这种在抗争中彰显出的女性美以及女性在面对生活压力时所自觉呈现出的韧劲，这正是作者女性主义情怀的深切流露。

四、性爱关系中的女性

女性意识是与女性身体分不开的。在创作中，女性作家往往会用女性身体去体验、认识世界，表现女性的欲望和感觉，如女性的性本能、性体验、潜意识等非理性和隐私性的内容。女性作家也比男性作家更多地了解女性的心理、生理上的微妙变化，更能敏锐地洞察那稍纵即逝的感情变化，以及内心深处的女性意识。早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女性主义者将女性写作与女性身体联系在一起，提出“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的主张，认为“如同被驱离她们自己的身体那样，妇女一直被暴虐地驱赶出写作领域。”这种写作方式可以将鲜明的性别立场带入文本，因此她们提倡“身体写作”[5]。

在谈到小说中性爱的描写时，王安忆曾说：“如果写人不写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是一个严肃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1]她的小说以含蓄、细腻的笔触描写性爱，她笔下对性的描写充满了含蓄蕴集的美，是一种情感的渲泄，也是女性意识觉醒的体现。她的“三恋”正是以性爱为中心，集中表现情与欲的纠葛，并从女性独特的感受和体验大胆地展示了女性生命的真谛，感同身受地道出了属于女性自己的真实心声，所以在这一点上仍具有其独特鲜明的女性意识。

《小城之恋》是两个人的故事。作者设计了一个纯两人化的行为，那就是性。小说中的“他”和“她”都没有什么文化，也就无法进行精神交流，只有性了。在缺乏精神力量的制约下，他们几乎是无所忌讳，毫无节制的放纵自己的欲望，满足性本能的需求。性使他们相互吸引，成了连接两人唯一的纽带，两人的交流相处几乎都是在这一活动中进行的。欲望完全战胜了婚外性关系的羞耻感，他们象两头性欲旺盛的野兽相互撕杀格斗。但是性手段也有山穷水尽的时候，于是接下去就只有互相折磨、互相虐待了。小说的最后是女孩儿怀孕并生育了孩子，她通过生育心灵得到净化，不再躁动与茫然，她走进了从未有过的心灵的安静与对生活的坦然，这是母性对性的超越，然而他却时时还在受着欲望的煎熬，得不到满足的他最终变的精神越发的畸形。小说中作者通过男女在生育后对性的不同态度的描写，向我们展示了生育赋予女性特有的力量，使女性得到生命意义的升华。可以说，王安忆将对女性意识的思考深入到了对人身体、本能的探索。

“三恋”的其它两篇——《荒山之恋》和《锦绣谷之恋》则是王安忆小说爱情精神部分的演绎。《荒山之恋》就稍有不同，其中的男女主角，不仅仅有性的要求，他们还有比较低层次的精神要求，也就有了从纯粹的身体性爱到精神爱的色彩。《锦绣谷之恋》则写了一个精神出轨的婚外情故事。女主人公的文化素养很高，可以一个人谈恋爱，她觉得自己在丈夫面前很陈旧，想更新一下。她走出去，有一个新人看着，他就会表现的很出色，这

大 众 文 艺就是精神恋爱。王安忆在这两部小说中对女性在精神方面的需求给于格外的关注，她以女性独特的视角洞察到女性的内心世界，向读者更完整地展示了女性的需求，充分地体现了作者的女性意识。

五、中西文化碰撞中的女性

女性意识是女性对自身生命、体验、感觉、人生价值方面的认识与正规。新时期随着中西方交流的日益增进，西方文化影响的日益加深，中国出现了一些接受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影响而具有超越传统文化思想的前卫女性，这些女性具有强烈而鲜明的女性意识，她们的行为常常超越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成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异类”分子。

《我爱比尔》中的阿三就是这样一位在中西文化碰撞中而出现的“异类”分子。阿三是位师大艺术系的在校大学生，她是接受过西方先进文化熏陶的前卫女性，喜欢标新立异，她聪颖、才华横溢，如果按照常规行事，她将是一位很有前途的女孩。然而，作为一个自省而又自肆的女孩，她一定会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生命曲线。小说中他爱上了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的工作人员比尔，这也是她的悲剧命运的开端。王安忆以独特的叙述思路，描述了阿三爱上比尔后的心路历程和恋爱经历以及后来在生活无法维计时沦为妓女的堕落过程。这个充满梦幻的女孩疯狂的爱着比尔，为了得到比尔的爱她小心翼翼，也做出巨大的牺牲——失去学业、失去爱好、失去女性正常尊严以至最后丧失自由。其实对阿三来说，比尔是一种意象，一种象征西方文明的意象，阿三对比尔的爱也可以视为她对西方文明的向往。阿三用西方的前卫思想为自己构筑了一个迥异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世界，在她身体与精神都向西方靠拢的过程中，她也一步步走向命运的“泥潭”。 阿三作为一个知识女性，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她深知自己追求的是什么，然而在接近西方文明中她迷失了方向，最终走向堕落。

王安忆在作品中把阿三的悲剧经历归结为阿三脑子里所具有的思想道德观念与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相违背造成的，作者并没有从传统的伦理道德角度对阿三加以批判，相反对主人公报有同情、怜悯的态度。在《我爱比尔》中，作者的笔触是温情、宽容的，甚至存在某种程度的赞同认可。作者在作品中也含蓄地指出，假如这一切发生在男性身上，将会被社会所认可，这实际上仍是在表达性别差异所带给女性的伤害，以及长久以来存在于男权社会中男女不平等。王安忆在作品中通过阿三的悲惨经历表现了女性意识在男权社会中的挣扎和扭曲，表现出构建女性意识的艰巨性。

六、结语

王安忆以鲜明的女性意识塑造了这一组彰显个性的女性形象，写出了不同女性的命运形态、生命的欲望和生命的流程，为女性更好、更深刻地认识自身提供了很好的文本。细读王安忆这些作品，可以发现她的创作有着独特的写作视角和叙述方式，分析她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女性意识，可见她对女性有着独到理解和发现。她从女性对外界独特的体验出发，对人的本质和生命的意义提出探询与思考，对男权中心提出反抗，企图唤醒广大女性长期以来在男权社会中沉睡的女性意识。

参考文献：

[1]王安忆.王安忆说[M]，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

[2]余红艳.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王安忆小说创作[J]，现代语文.2008.6.[3]陈村.常看王安忆[J].时代文学.2000.1.

[4]王安忆.王安忆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5]黄华.权利.身体与自我—福柯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

刘晰(1980年6月)，硕士，研究方向：中外文学比较，安徽财贸职业学院，旅游管理系教师，讲师，现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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