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的起源与发展

一、寓言的起源

寓言起源于民间，直接反映劳动人民的愿望、要求和理想，表达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意志。它是从神话传说和动物故事演化而来的一种文体。

神话传说是它的摇篮。神话往往具有寓言的因素，有的甚至接近了寓言的雏形。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认识水平的提高，人们有意识运用联想、想象去表现从生活实践中生发、领悟出来的思想认识、经验总结，渐渐形成了寓言这种寄托着教训或哲理的文学样式。我们可以从古希腊和我国先秦寓言中找到神话与寓言间渊源关系的轨迹。如《伊索寓言》中出现了许多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神的形象，我国先秦寓言中所出现的古皇氏名有几十之多，都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尽管寓言与神话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但却有明显的不同。神话是幼稚蒙昧的人类对自然、社会幻想性的解释，寓言却是逐渐走向成熟的人类对自己的生活及自然、社会理性的发现，是趋向于自觉地认识生活的艺术反映。

动物故事是它的源泉。原始人的生活和动物极为密切，动物不仅直接影响着靠渔猎维持生活的人们的经济生活，而且进入了他们的精神生活之中。许多原始绘画的描绘对象都是动物，人们的口头创作也常常以动物为主人公。动物故事的发展中，反映着人与动物界的现实关系。在远古时代，人的力量比野兽要弱小，所以在人类的意识里野兽中如老虎、狮子、狼、狐狸等是具有超人的力量、超人的智慧、给人类带来巨大危害的动物形象。甚至某些民族把动物当作神来崇拜，于是以动物的形状或属性表现神的故事产生了。后来由于生产力发展，捕猎、驯养野生动物的劳动，人类的意识也由对动物的恐惧和崇拜中解放出来。人类在熟悉动物生活，细致观察它们的形态、习性中，发现动物与人之间的某些相似之处，于是便通过想象赋予动物某些人的性格，把动物“人格化”，借以展现自己的理想，传达要说明的事理。

二、我国寓言的发展

我国寓言的历史更为悠久，初具雏形的时期，是在三千多年前，比伊索寓言产生的时代早五百多年。我国古代寓言是在一般譬喻的基础上开始发展，经过了一个由文辞简约趋于富赡、由哲理浅显趋于深刻、由缺乏人物情节而趋于故事完整的演变过程。在我国古代第一部记叙文和论说文集《尚书》中，已明显地出现了一些形象的譬喻。如盘庚迁殷时教训臣民的话 :“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途，其犹可扑灭乎？ ” 用火势来比喻大势所趋、不可违抗。后来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为精确表达思想内容和哲理而将譬喻升华提高，进而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

我国古代寓言在二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根据寓言本身的发展情况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学背景分为五个阶段。

（一）先秦寓言。先秦是我国古代寓言产生和蓬勃发展的时期。其中战国时代是寓言创作的黄金时代。当时的寓言作品集中在诸子散文里，为阐述不同流派的哲理和政治主张服务，可称为“哲理寓言”。如“揠苗助长”、“五十步笑百步”（《孟子》），“庖丁解牛”、“涸辙之鱼”（《庄子》），“滥竽充数”、“郑人买履”（《韩非子》），“刻舟求剑”（《吕氏春秋》），“愚公移山”、“杞人忧天”（《列子》），“画蛇添足”、“狐假虎威”（《战国策》）等等，内容生动，寓意深刻。

（二）两汉寓言。两汉寓言的题材和手法大多因袭先秦，其主旨是为空前统一的封建帝国汉王朝寻求长治久安之道，即希望通过寓言来宣传历史的经验教训，在政治上、生活上，给人们以劝戒，可称为“劝戒寓言”。如《说苑》、《新序》和《淮南子）》中的“螳螂捕蝉”、“叶公好龙”、“塞翁失马”等，还有“对牛弹琴 ”、“杯弓蛇影”都是脍炙人口之作。

（三）魏晋南北朝寓言。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变时期，哲学上、文学上、艺术上都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其寓言的创作也是一样。

（四）唐宋寓言。这是我国古代寓言创作的第二个高潮时期。其

特点是寓言的讽刺性加强而哲理性减弱，可称之为 “ 讽刺寓言 ” 。寓言独立拟定篇名（如《三戒》）、独立编集（如《艾子杂说》）也开始于这个时期。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都创作过寓言。如韩愈的《毛颖传》，柳宗元的《黔之驴》、《临江之靡》和《永某氏之鼠》，欧阳修的《钟莛说》、《卖油翁》，苏轼的《日喻》、《小儿不畏虎》等等。这一时期，随着佛教的兴盛，在佛经翻译中，引进了国外部分寓言。

（五）元明清寓言。元末明初及明中叶以后，曾掀起两次寓言创作高潮。其特点是冷嘲热讽的笑话成分增多，其中很多寓言可称之为 “ 诙谐寓言 ” 。此时期出现了有卓越成就的寓言作家刘基、宋廉、刘元卿等，出现了寓言专著《郁离子》（刘基著）等。

我国寓言的产生与发展，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色。（ 1 ）在题材上我国古代寓言以人物故事为主，古希腊寓言和继承它的西欧寓言则以动物故事为主。究其原因，中国以农立国的历史非常悠久，较早脱离畜牧业，附着在土地上从事有规律的平凡的农业劳动，便造成了不耽幻想的比较现实的早熟的民族心理；寓言在人们脱离畜牧业已经几百年的战国时代才出现繁荣局面，而使之趋于成熟繁荣的士大夫把动物能说话视为荒诞不经、幼稚可笑，因此，动物故事便不得不退居次要地位。而且中华民族自古重史，春秋时代各诸侯国都有专门史官史书，这种重史的情况反映了中华民族重视人事的民族性格，表现在寓言创作上便是大量使用人物和历史故事。（ 2 ）在思想上，古希腊寓言寄托在奴隶伊索名下，面向现实，具有世俗性质。我国古代寓言产生于哲学家文人的书斋，具有很重的政治伦理色彩。在其发展中又长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重理性，重现实，积极用世，同时提倡 “ 中庸 ” ，反对极端，主张调和矛盾。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之下，讽刺现实或宣扬宗教的寓言便没有立足之地，为政治服务便成了我国古代寓言的一个基本倾向。（ 3 ）在体式上，古希腊与西欧寓言以韵文为主，我国古代寓言以散文为主，这是受我国诗文分工的传统影响。早在先秦时代诗文便有所分工，各有侧重。散文侧重议论、叙事，寓言则是叙事和议论相结合的作品，寓言又是伴随着诸子散文

产生和繁荣起来的，这便决定了我国古代寓言以散文为主要形式这一特色。

我国现当代寓言创作既继承了古代寓言的优秀传统，又接受了外国寓言的影响。现代著名文学家冯雪峰的《雪峰寓言》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战斗性。严文井、何公超、仇春霖、金江、湛庐、申均之、黄瑞云等的寓言创作也取得了丰硕成果。魏金枝整理编写的我国古代寓言、薛星煜编译的刘伯温寓言也很受欢迎。

三、外国寓言的发展

《伊索寓言》被誉为西方寓言的始祖。它的出现，奠定了寓言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基石。两千多年来，《伊索寓言》在欧洲文学发展史上产生过极其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一再成为后世寓言创作的蓝本。如拉封丹的《龟兔赛跑》、克雷洛夫的《狐狸和葡萄》等都直接采用《伊索寓言》中的题材，经过艺术加工而成。莱辛要求寓言要 “ 准确而简练 ” ，他理想中的楷模就是《伊索寓言》。

伊索生活在公元前 6 世纪初，传说他是古希腊的奴隶，他才智过人，主人将他解除奴籍，后来成了哲人，创作了大量的寓言。其实，早在伊索诞生前几百年，就有寓言流传着。公元前 3 世纪，有人把流传在民间的寓言经过加工整理，统统汇集在伊索名下。而《伊索寓言》汇编了非洲和古希腊机智的故事，也包括东方许多国家的故事、阿拉伯故事和希伯来趣话。所以说《伊索寓言》是东西民间文学的精华，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伊索寓言》的主要内容表现了古代人民对生活与自然界的看法，也反映了早期阶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劳动者同奴隶主贵族进行斗争的记录和斗争经验的形象概括。《伊索寓言》因其具有简洁、生动、睿智、思想容量大的特点，所以广泛流传，成为全世界传统的儿童文学读物。《五卷书》是古印度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一部寓言童话故事集。它是古印度为宫庭孩子阅读而采编的，作为对王室后裔进行知识教育的工具，成书时间约为公元前 6 世纪。《五卷书》由许多大小不同的故事联缀而成，其中包括5个大故事和77个小故事。编者从自己要说明的道理出发，把这些故事分别编为 5 卷，故曰《五卷书》。《五卷书》主要以传授统治术为目的，如

豺狼吃死象的故事:豺狼为了独享一只死象，当它遇到比它厉害的狮子时，便毕恭毕敬地谦让，以获得狮子的欢欣和恩赐；对于不及狮子而又比自己强的老虎，它行以骗术，借狮子的力量吓走了老虎；对于牙齿尖利的豹子，它假施恩惠，利用它尖利的牙齿撕开象皮，又及时吓走豹子，让它没吃到一点肉；对和自己势均力敌的另一只豺狼，则拼之以武力。由于它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计策，终于战胜了一切对手，达到了目的。《五卷书》的故事汇集于民间，所以很多故事自然地表现了人民的思想和意愿。《五卷书》包含了很多生活中的哲理，有许多教人处世的道理，教诲的目的很明确。

与《五卷书》同时代出现的《百喻经》是天竺僧人伽斯那所撰。据说是佛说法时，有五百个不信佛教的人向佛提出种种问难，佛便举了 98 个譬喻质疑解答，后来便成了《百喻经》。其实这些故事可能原来流传于民间，作者只是加以收集，借题发挥，用以譬解宗教道理而已。《百喻经》的内容大都以人们生活中一些不合理的事实作譬，文字简单，故事生动有趣。

总的来说，古印度寓言耽于幻想，为佛教所利用，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

拉·封丹（ 1621 ～ 1695 ）为 17 世纪法国著名寓言诗人，他创作了 12 卷《寓言诗》（共 239 篇）。拉 · 封丹所处的时代，是法国历史上所谓的 “ 黄金时代 ” 但这个表面兴盛的封建国家，仍存在着阶级社会的一切罪恶 : 压迫、奴役、虚伪、残暴、自私、欺诈等，城市虽然十分富裕，农村还是非常贫困。长期生活在农村的拉 · 封丹，看到了城市里贵族文人所看不到的社会阴暗面，于是他就用寓言诗来揭露这个社会的创伤、讽刺人们的愚蠢，具有一定的批判精神和人民性。如《一件惨事》揭示狼的本性总是狼，对狼要斗争到底，妥协就是出卖自己；《两牛相斗》揭示出 “ 大人物 ” 的恶斗争夺总是使 “ 小百姓 ” 受害。

克雷洛夫（ 1769 ～ 1844 ）是 19 世纪俄国卓越的寓言家，一生发表二百多篇寓言。克雷洛夫和拉 · 封丹齐名，是世界三大寓言家之一。克雷洛夫具有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不仅在文学上倾向于现实主义，

而且在政治上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持批判态度，所以他不仅描写生活，而且解剖生活，裁判生活。他以现实主义手法塑造寓言形象，借以鞭笞俄国的农奴制度、沙皇暴政和统治阶级的蛮横腐败；描绘人民没有生存的权力与自由的苦难；同时肯定、赞美劳动者勤劳、勇敢、善良的优秀品质。如《野兽的会议》、《狼和小羊》等直接暴露当权者的丧尽天良和统治者的狠毒；《鲷鱼》曲折地表现农奴制的罪恶；《蜻蜒和蚂蚁》、《鹰和蜜蜂》等歌颂了勤苦耐劳的民众。克雷洛夫还用他的寓言直接反映当时的政治事件。《狼落狗舍》嘲笑了在俄国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而不得不乞和的拿破仑；《鱼的跳舞》针对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出巡，揭露了沙皇的出巡并非为民除害、为民解忧，而是监督地方政府继续压迫人民、鱼肉人民。克雷洛夫的寓言创作扩大了寓言的阵地，提高了寓言的战斗力。别林斯基甚至说“克雷洛夫创造了俄罗斯的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