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贵族亚文化，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让人不安的一个侧面，大而化之、眼高手低、看不起劳力者的臭毛病不少。中华文化整体上是远高于西方的，但如果仅仅考于贵族群体的亚文化，唐以后的中国就不如西方了。
早期中国的贵族亚文化中，虽然臭毛病有，但同样也有为国为民担当的阶级自觉精神，非常阳刚，例如当年的屈原。一直到唐朝的安史之乱，“良家子”——即贵族子弟们站了出来，组成民兵冲在一线，然而这些子弟在职业军人面前就是送死的弱鸡，这些民兵的送死行为，导致贵族群体大量死亡。虽然贵族和世家并没有彻底在中国历史中消失，但从此中国的贵族就失去了担当精神，变得小气、庸俗，群体的阶级自觉由国家支柱转变成阶级自利，再没有阳刚的优势，只剩下那些臭毛病了。此后，中国的民族脊梁们更主要是出身平民阶层。
西方贵族阶层遇到类似打击，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分属两个对立阵营的大批欧洲贵族子弟死在战场，二战又补了一刀，把剩下的贵族子弟消灭的同时，还把贵族气息深厚、作为贵族的后备军的上层平民子弟也消灭得差不多了。正是在这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粗鄙”为荣的美式文化成为西方文化的掌旗者，这当然有经济基础变化带来的必然性，但欧洲贵族成员的大量死亡，也是相当重要的偶然性方面的条件。
另一个理论则认为，欧洲贵州成员在战争中大量死亡，本身就是传统的贵族文化和习俗与工业时代的社会技术条件发生冲突的结果。封建时期，欧洲的志愿兵和中下级军官往往世袭的，属于平民阶级中社会地位较低的阶层，而贵州子弟往往在战争时也会参加战争，为家族和本人获得荣誉，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方式，为社会做出贡献，从而为贵族阶级的高级地位获得合法性。封建时代的军事技术条件有限，贵族子弟参战的死亡率有限，不至于导致整个贵族阶级成员大量消弱。而一战是工业文明的成果在军事领域应用的质变期，贵族子弟一方面仍然延续封建时期全面参战的传统；二是战争规模在工业文明生产率的支撑下大幅度提高，战争从贵族之间的战争，转变为全民族参与的战争，贵族从整体上来说也躲不开，而且封建时期交战双方的贵族之间有着很深刻的阶级自觉，在战争损失可能失控，导致某一方或双方贵族群体失去在全社会的领导地位时，贵族们会主动控制战争规模，而在民族战争时代，贵族失去了控制战争规模的能力；三是工业文明创造出的很多新式武器，由于整个社会不平等严重，只有贵族子弟受到良好的教育才能掌握和运用，例如飞机、新式军舰等，导致战争双方贵族阶级人口损失巨大。
安史之乱的时间，是中国唐代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一战的时间，是从1914年7月28日至1918年11月11日。按开始的年份计算，两次战争相差1159年，按结束的年份计算相差1155年。这个时间差，也就是中国社会形态与西方社会形态的两个重要时间差。从春秋百家争鸣到西方文艺复兴，大约也是一千年的时间。
当今中国，一部分人又开始做起了贵族梦，甚至把子女送到西方接受所谓“贵族教育”，殊不知当今中国文化环境中的贵族与当今西方文化环境中的贵族是截然相反的，中国的贵族是饭来张口、高高在上的主子，而西方的贵族仍然自命为社会的中坚和担当。中国有两句俗语，一句是“三代才能培养一个贵族”，另一句则是“纨绔子弟二世祖”，生活中，还是后一句更符合中国的实际！
2018-3-18，64/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