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名利场三大铁律?
发布网友
共1个回答
热心网友
多检点自己的行为就等于为自己的安全多上了一道保险。规律是前人的经验总结，多多借鉴必有好处。
万事皆有规律，依照规律行事也许不会有大成，但至少可以少灾祸。
封建官场是名利场，也是生死场，在官场上步步高升的屡见不鲜，身败名裂的也大有人在。曾国藩是满清*的汉官，在满清贵族为主体的晚清官场上步步高升，因此他居官的秘诀的确值得后人研究。
凡是做官的人，尤其身居高位的人，都希望能善始善终。但不少时候往往事与愿违。曾国藩以自己居官几十年的体验，认为为官的关键主要在于领会居官之道。他有三大铁律用以防止居官之败。
曾国藩说，身居高位有三大铁律，一是置身事外，不参与结党、不过问闲事；二是能独善其身；三是不胜任。《周易·鼎》上说：“如果鼎足折断，鼎中的食物便倾倒出来。”这比喻的就是不胜其任的情形是非常可怕的。
曾国藩说：官位越高，失败的可能性越大，惨败的结局就越多。所以，居官每高升一次，就要以十倍于以前的谨慎小心来处理各种事务。不能以此为乐，反而应该借此反省自己，完善自己。
曾国藩认为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是注定要自食恶果的。如果一贪再贪，那么时时事事都可能想到贪。曾国藩虽身居高位，但为了得善终，依然小心谨慎，时时不敢忘却为官不败的三大铁律。
官场有定律也有恶习。官场的恶习害人不浅，有所好必有所投，一旦有人投其所好，恶习就会极度膨胀，妨害仕途的发展。人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喜欢听颂扬的话，而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尤其是当了大官，前呼后拥，就更忘乎所以了。即使是英明的君主，也有一颗凡人的内心，也难免沾染世俗的习气。曾国藩洞悉人情世故，对此认识深刻，并常常以此为戒教育子弟。
在清代的谏臣中，乾隆朝的御史孙嘉淦以直言敢谏著称。雍正即位以后，为了防止大权旁落，不惜大肆**诸兄弟，大小臣工也惧于他的威势，不敢直言进谏，只有孙嘉淦例外。
乾隆17iJ位时，孙嘉淦已经凭借直谏的名声震动朝野。乾隆即位后，对孙嘉淦的直谏精神十分欣赏，将其升为左都御使。孙嘉淦也明白，这位新皇帝和康熙、雍正皇帝并不一样，前两位皇帝都是经过个人的艰巨努力才掌握朝政大权的，并经历了不少的*艰难险阻，深知为君不易的道理。而乾隆皇帝自幼生于深宫之中，生活舒适安逸，帝位来得顺理成章，再加上时逢太平盛世，耳边是奉承之语，本人又聪明博学，大权独揽，极易滋长各种享乐和骄傲情绪，而这对大清帝国的前途是极为不利的。怀着这种庄严的责任感，1736年，孙嘉淦上了一道著名的奏疏，即《三习一弊疏》。孙嘉淦说：
“今矢治乱之循环，如阴阳之运行。坤阴极盛而阳生，乾阳极直而阴始。
事当极盏之际，必有阴伏之机。其机藏于至崔，人不能觉。而及其既著，遂积重而不可返。此其间有三习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则臣心服而颂，仁政多*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在臣民原非献庾，然而人君之耳，则熟于此矣。耳与誉化，匪誉则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继而木讷者厌，久而颂扬之不工者亦绌矣。是谓耳习于所闻，则鼓谀而恶直。
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在臣工以为尽札，然而人君之目，则熟于此矣。
目与媚化，匪媚则触．故始而倨野者斥，继而严惮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谓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冈U。敬求天下之士，见之事而以为无奇也，则高己而卑人。慎办天下之务，阅之久而以为无难也，则雄才而易事。质之人而不闻其所短，返之已而不见其所过。于是于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于必行矣。是谓心习于所是，别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井。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于是也。”
大意是说：国家治乱的局面循环往复就好比阴阳的运行，坤阴极盛的日寸‘候阳就开始产生，乾阳极盛的时候阴就会逐渐出现。当国家处于极盛的时候，必定有阴可以潜伏的地方，但这种潜伏又极难被发觉，而当它显著的时候就积重难返，悔之晚矣。
因此，有三种习气不可不予以谨慎和小心：
第一种习气，人君喜欢听颂扬的话。对于道德高尚的皇帝，臣僚会心月艮口服，不免加以颂扬，国家的仁政多了，百姓受到恩惠就会感激，于是皇上的一言一行都会得到满朝文武和四海百姓的称赞和讴歌。尽管臣民不是有意奉承迎合，但人君会逐渐习以为常，如果一旦习惯听赞扬之声，就会对实事求是的言辞感到反感，对进谏之言予以拒绝，对不说颂扬话的人十分厌烦。
久而久之，对不擅长颂扬的人也就不满意了。这就是说人君习惯于听赞扬的话，渐渐变得喜欢阿谀的小人而厌恶正直的君子。
第二种习气，人君喜欢一呼百应，喜欢柔顺的人而厌恶刚直的人。皇上愈聪明，臣下就显得愈愚蠢，皇上愈能干，臣下就变得愈畏惧，满朝的臣僚争相献媚，人人*，在臣工看来这是对皇上应尽的礼节，而人君却习惯于这一呼百应的场景。习惯于臣僚的媚态的皇帝会对不献媚的人产生反感，由开始排斥傲慢的人到开始排斥对自己畏惧不够的人，时间长了，会把阿谀奉承不够的人看成对自己不恭的人，这就是所说的“喜柔而恶刚”。
第三种习气，自以为是，喜欢顺从而厌烦拂逆。人君访求天下的贤才，见的贤才多了也就以为平常，于是自视很高，而将人才看得很低。人君经常处理天下的事务，时间长了也就以为自己雄才大略，凡事都认为不难区处，于是和别人交谈听不到不同的意见，也发现不了存在的问题，于是认为自己是正确无误的，这就是说人君逐渐习惯自以为是。这三种习惯形成之后，就会产生一种喜小人而恶君子的弊端。
早在曾国藩在京师学习时，常常学习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尽管孙嘉淦的奏疏有数千言，但曾国藩能够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同治初年，曾国藩统领东南四省的大权，他的湘军将领们也一个个飞黄腾达、身居高位。这时，他要求部下也学习《三习一弊疏》，并引以为戒，驱除自身的三种不良习气。
他说：做官实属不易。一方面，经过自己多年的不懈努力，才从下层走上升发之途，多年的志向似乎可以得到舒展，这固然是好事，但也潜伏着危机。
人臣一至中位，就容易自以为是，认为*自己、约束自己的东西减少了，而开始*别人，约束别人。这是最危险的。
由此可知，多检点自己的行为就等于为自己的安全多上了一道保险。规律是前人的经验总结，多多借鉴必有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