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鳗入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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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2 0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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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30 19:20
以礼入刑：儒家思想指导古代刑法之反思（节选死刑问题的论述）
(2013-10-17 21: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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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在当前提倡少杀、慎杀思想引导下，可吸收儒家明德慎罚、德重刑轻的仁政思想。因为当下的死刑改革在最高*的推动下，实行了最高*对死刑复核权的回收及各级*死刑二审案件的公开开庭。虽然少杀、慎杀的理念得到部分认可，但在实践中却令人十分遗憾地发生了因“集资诈骗”而秘密处死曾成杰的案例。可见少杀、慎杀的思想在实际贯彻中不仅得不到部分高层领导的认同，也不为很多社会公众理解。特别是立法机关公布减少死刑罪名的刑法修正案（八），更因宣传乏力不能被广大群众了解而不能形成共识。由此可见，无论是立法机关也好，最高司法机构也罢，在死刑改革的问题上除了提出一些与国际接轨减少死刑的理由外，在死刑改革的理论论证方面几乎乏善可陈，与古代儒家仁政思想的丰富内涵相比，显得苍白无力。
虽然中国古代刑罚对于死刑的严酷，并没有因为以礼入刑、德主刑辅的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意识而归于无形。但无庸讳言，在大肆倡导儒家仁政与礼仪的朝代，对死刑的泛滥还是起到部分抑制作用的。如在汉代，因“独尊儒术”的政局形成，对先秦时代的死刑就有了一些观念上的改变，原本宗教色彩浓厚的死刑技术渐渐淡化，蜕变为以维护*统治为主的刑罚，孳乳出来的族刑与缘坐渐次减少。此外，儒家思想中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也使人们对死刑执行中的诸如车裂、腰斩等具有“肢解”成分的死刑类型的厌恶或反感（个别历史时期有反复，如明朝的“胡蓝大案”）。儒家这种人伦道德的思想对刑罚的影响，在隋唐最为显著。从国家法典来看，隋唐的死刑基本定格，只有绞与斩。北宋亦然。这就比先秦时五化八门的死刑种类少之又少。因此，儒家“仁政”和“德治”的理想，对于信奉儒家思想的帝王将相来说，还是在特定时代起到 “少杀、慎杀”作用的。夸张一点地说，古代儒生对贯彻“少杀、慎杀”的理论阐述比之当下的宣传力度要大得多。儒家思想在对待刑罚问题上的理论内涵之丰富早已跨越了以*法的范畴。在古代学者看来，“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是为政原则，将“天”与“德”巧妙地结合起来，进而提出“以德配天”的学说，于是“敬天保民”的思想以及“爱民仁政”的民本原则便呼之欲出。正是在这种“爱民思想”指导下，中国古代的死刑观念才形成系统的独特架构。
在“明德慎罚”的前提下，一些统治者就极力主张慎用死刑，提出了“若保赤子”，“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的原则，意在反对滥杀。主张“勿庸杀之，姑为教之。”反对简单的杀戮，旨在突出道德教化的意义与作用。从鬼神弥漫的殷商文化脉络中，渐次产生出以“礼”为行为规范、道德规范甚至刑法规范的法律文化状态。
特别是死刑复核、死刑复奏与死缓制度的确立，使我国古代将儒家思想的明德慎罚原则发挥到极致。在汉代，因为儒家思想取得至尊地位，出现了死刑复核制度的萌芽，而正式作为一种法律程序，死刑复核到隋唐时代才予以确定。在《唐六典刑部》中记载“凡决死刑，皆于中书，门下评复。”这就是说，死刑必须由*有关部门（中书省、门下省）复查后，报请皇帝核准。
至于死刑复奏，则是隋朝率先设立，在《隋事刑法志》中就有记载；死罪者，要三奏而后决。可见死刑复奏起源于隋朝。到了唐朝，唐太宗李世民倡导德治与仁政，以儒家思想指导刑法的适用，对“凡决死刑，虽令则杀，乃三复奏”的死刑复奏制度仍不放心，考虑到人命关天，在明德慎罚的原则下，李世民觉得，死刑虽实行三次复奏，但顷刻之间，三奏已完毕，来不及认真思考。于是为慎重起见，改为五复奏。这就为即将被执行死刑之人在临刑之前增加一道道的把关闸门。
而明清时期所确立的死刑“秋后决”，无疑开创了现代死刑缓期执行的法制先河。所谓“秋后决”的案件则要进行秋审和朝审，鉴于秋审与朝审都是事关人命的重大案件，因而被称为“一朝之大典”。这充分表明在儒家“仁政”思想指导下，死刑的最终决定权统一由*行使，体现了明德慎罚、恤刑慎杀的儒家德治原则。由于有了“秋后决”的死刑缓期执行的刑法制度，延宕了死刑执行的期限，给刀下留人提供了一定的时间条件。古代“秋后决”以及死刑复核、死刑复奏等死刑制度的日臻完备，具有保证死刑正确适用的重大意义。即使相对今天而言，也不失为防止错杀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历史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