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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苏联嫌向中国学习是丢人,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对的。联系到当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时,苏联实际的国内环境,或许你能找到答案。
当时苏联正值勃涅日列夫执政的后期,而这位的执政方针有一句话来概括,即:超级大国模式(勃涅日列夫主义)。它一方面从整体上基本继承了斯大林模式,另一方面又使得苏联的领导层自我陶醉其中(换句话说,中国的改革开放那时在苏联人眼里或许是完全错误的)。再加上此前,中、苏的关系正处于“冰河期”。因此,苏联根本就没打算学习中国的(改革)模式。
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随着勃涅日列夫的去世,以及他之后的两位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的短命,苏联政局出现动荡,内部矛盾有集中爆发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新上台的戈尔巴乔夫才决心进行改革。
但戈氏的改革也不是照搬中国的模式(这并不是嫌丢人那么简单),这就好比小平同志的改革是在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样,戈氏也想创造性走一条有“戈氏特色的苏联改革路线”。
这一方面(主要)是由苏联自身的国情(包括当时的苏、中关系)决定的,另一方面则与戈氏本人的性格与作风有关(戈氏的个人思维受西方的影响很大)。于是,在他进行改革时,更多的就是把西方国家的*或做法套用到苏联的头上。比如说设立苏联*,其实这并不是在学习中国,而是(他要)通过此举来达到削弱苏联最高苏维埃权力的目的(以前最高苏维埃是苏联最高的权力机关,也是个“集权”的机关。而戈氏想要达到的效果则是模仿西方,实行“多权分立”,这就必须要他去想方设法的削弱以前“集权”机关的权力)。
当然了,众所周知,西方国家的*制度与苏联是不同的,所以在苏联直接模仿(或套用)西方的*也是行不通的。历史的事实证明,戈氏的这种做法不仅没有医好苏联的痼疾,反倒被某些个别有用心的所谓的“改革派”所利用,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