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每年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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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5 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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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09 06:22
2010：一号文件破题城乡统筹 “三农”问题的真正解决,功夫在“农”外 2010年的*一号文件还姓农.不过,与过去有质的区别——那就是工作重心增加了城镇化问题,变成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两轮驱动.还是那句老话：“三农”问题的真正解决,功夫在“农”外. 为什么*还把一号文件锁定“三农”?除了常规的“三农”问题是中国现实发展的重中之重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过去的“三农”战略已经到了必须进行重大调整、集中力量打攻坚战的时候了.这个攻坚战就是喊了多年但一直未能根本触及与破题的城乡统筹. 这个问题太过复杂,涉及太多的部门与问题,包括农民工、户籍制度、就业、社会保险、粮食安全、*与地方关系等等,过去已有的6个*一号文件,都没有正面谈论此问题.2010年的*一号文件到了必须触及这些硬骨头的时候了.所以,2010年是城乡统筹与城乡一体化破题的一年. 新世纪以来出台的6个*一号文件,2004年关注的主题是农民收入,2005年是农业综合生产能力,2006年至2009年是新农村建设,传统的农民收入、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都装入了新农村建设发展战略中. 细心的人会发现,新农村建设虽然很好,但一直难以破解过去制约中国发展,并且已喊了多年的城乡统筹问题.新农村建设得再好,还是难以挡住或留住农村的青年,他们对城市向往的热情永远难以改变. 尽管*把物力、财力等投向了农村,但还是难以解决农村的散、空、穷问题.庞大的人口不能一直滞留在农村,要把他们转移出来,减少农村人口,才是最终消除贫困,缩小城乡差距的主要途径.单纯地让农民留在农村是永远难以解决城乡统筹问题的.未来的城乡统筹就是要逐步解决农村人口向城里统的问题,而不是单向地把农村的土地统向城市,资金统向城市,人也跑向城市,但人口户籍却还留在农村. 人口户籍留在农村,也一直制约着城市规模的扩大.数年来除了超大规模的几个大城市不断生长外,中等城市与城镇一直数量偏少,规模偏小,且发展速度缓慢.县域的乡镇人口一般也就几千人,一直难以有集聚效应,更无法对周边的农村产生辐射与带动作用,人气远远不足. 如果通过城镇化的发展,在规划引导基础上,积极稳妥地吸引大批回乡青年在中小城市与城镇落户,通过户籍制度放开与产业发展吸引大量农村人口,集聚的人气会对中小城市与城镇的发展有一个带动作用.人口的增加必然会带动这些城市与城镇的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发展.而大量的人口从农村转移出去后,农村的土地经营规模也会因此而扩大,从而使务农的农民通过经营较大规模的土地提高收入. 所以,2010年的*一号文件成了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战略转移点,从此,中国的发展重点就从过去单纯地发展新农村,过渡到真正的城乡统筹.通过城镇化,使中小城市与城镇吸引大量转移出的农民,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当然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属于最难啃的骨头.单一的*是难以奏效的,必须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包括城镇规划、户籍制度、房地产发展、就业机会创造、社会保障、农地非农用、粮食安全等. 从这个角度来看,*再次把一号文件锁定在“三农”上,是想通过对户籍制度的破题与中小城市与城镇的发展,作为农村问题彻底解决的工作抓手,以此引导未来城乡一体化全面发展.（文/郑风田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2004~2009：一号文件又归三农 如果改革初期关于农村问题的5个一号文件是为农村改革保驾护航的话,那么2004年至2009年的一号文件,则是开启了重农时代. 2004年2月8日,《***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的意见》作为2004年*一号文件,正式公布. 人们不会忘记：从1982年至1986年,*连续出台了5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开创了中国农村发展和改革的新局面.此后,在广大农村干部群众心目中,*一号文件成为象征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专用名词. 时隔18年后,党*、*又发出了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第六个一号文件,处于“真穷、真苦、真危险”境地的农民高兴地发现：*一号文件又回来了. 此后直到2009年,*又连续出台了6个一号文件.如果说改革初期关于农村问题的5个一号文件是为农村改革保驾护航的话,那么2004年至2009年的*一号文件,则是开启了重农时代. 改革开放初期的5个*一号文件,使几千年温饱不保的中国农民,在历史的瞬间,越过了贫困,从温饱线上逐步向小康迈进.然而,农村的改革,深层次的推进,依赖于城市国有经济改革和**改革. 第一,从1985年起国家实行流通渠道*改革,但这项改革经历了曲折反复之后,至今也没有完成,致使农民不能顺利走向市场. 第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后,按照原来的设想,新的农业*是有统有分,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但事实上,一直受“大集体”压抑的农民,没有那种兴趣.所以当时层层上报设立了多少多少个经联社、合作社,但实际上是农户各自经营.这种千家万户各自经营的方式,与大市场的要求极不适应.农民不了解市场,往往是看邻居.本村当年种什么赚了钱,明年就跟上种什么.结果是,今年市场上的稀缺产品,明年就过剩,农民吃尽了苦头. 尤其是在改革的中心转向城市之后,由于城市和农村的改革交织在一起,出现了一些新的碰撞和摩擦. 首先,误认为农村富裕起来了,因而各方面通过种种办法向农村、向农民伸手,农民负担不断加重. 同时,国家继续采取剪刀差的办法从农村积累资金,用于城市建设、工业建设.税制改革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对县以下财政收入压得太紧,只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1%,却供养了69%的国家工作人员,农村公共财政开支严重不足.本应由国家负担的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事业却要农民负担.为了维持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现象屡禁不止.再加上农村机构膨胀,人员增加等多方面的原因,农村改革初期农民得到的实惠一点一点地被抵消了. 而且,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大批剩余劳动力滞留农村,农民不能充分就业,因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得不到进一步提高.特别是中部粮产区,有的年份还出现了负增长,农民种粮积极性严重受挫,因而造成粮食连年减产,对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市场供应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2000年,长期在农村基层工作的李昌平,把他在农村从事基层领导工作所体会、观察到的问题,致信*总理,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一时成为“三农”问题最经典的名言.在这三个概括中,对农业是否危险或许还存有一定的争论,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却是普遍公认的事实.农村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也引起了党**的高度关注. 1993年以来,*每年召开一次农村工作会议、每年出台一个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文件,已经成为惯例.但2003年却先后召开了两次*农村工作会议,下发了两个文件,为20年来所仅见. 为准备2003年初的*农村工作会议,刚刚选举产生不久的新一届**局和**局常委会专门召开会议.在2002年12月28日的**局会议上,**局就提出,要更加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为2003年年初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作了非常重要的铺垫. 2003年初,新当选的总**出席*农村工作会议并作重要讲话,讲话中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这句话后来被广泛引用.这也解释了总*到会作重要讲话的深层原因. 2003年底,第二次*农村工作会议召开.从表面上看,这一方面是出于对1978年12月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拉开农村改革序幕的纪念,另一方面也由于2004年春节是在1月份而使会期提前.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经过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后认为,2003年在遭受非典和多种自然灾害的影响下,农业和农村保持稳定发展,目前的局面来之不易,很多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同时,近几年来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缓慢,已成为影响农村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问题. 农业和农村工作从长时期的“基础地位”,到近几年的经济工作“首要位置”,再到现在的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四个字的变化,反映了新一届*领导集体对解决“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一号文件时隔18年重新回来,就是这种高度重视的最好体现. 18年后,*再次把“三农”问题作为*一号文件下发,让农民增收成为文件的主题,是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个大背景下作出的战略决策.文件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党和*高度关注着“三农”问题,党和*十分关心着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党和*时刻惦记着9亿农民的增收问题. 此后,直到2010年,*年年都把“一号文件”留给“三农”,使广大农民在每一个春天都能最先感受到一种破冰后的温暖.（文/余广人作者为近代史学者） 1982~1986：“*一号文件好!” 改革开放初期的5个“一号文件”,反映了广大农民的心声,记载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 1978年冬,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18位农民,按下了18个鲜红的血手印,分田到户,率先实行农业“大包干”.邻村得知后,也模仿着干起来.1979年6月,安徽*第一*万里到凤阳听了有关大包干的汇报后,当即表示支持. 凤阳县小岗队18个农民包产到户的壮举,率先敲响中国农村改革的鼓点. 不准落户口一“黑户口”一社会主义“依存户口” 在既往社会主义公有*的词典里,“包产到户”在*里找不到支持的释义.甚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红头文件中也找不到明确根据.三中全会发出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有两个明确的“不许”——“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 但这个文件也能让人看到改革的迹象：农村劳动组织“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这个“可以、可以、也可以”的农村*,农民只看到了“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充满希望的小窗口——包产到户不准落户口,“到组”的“也可以”,也是他们长期求之不得的啊. “也可以”的“包产到组”随即开始撕破“两个不许”的禁锢.到1979年国庆前夕,“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在农村已成不可遏制之势.此时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将三中全会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几经修改,去掉“草案”二字,作为37号文件正式下发. 修改后的《决定》,把“草案”中的“两个不许”,改为“一个不许”、“一个不要”：“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在*红头文件中,语气如此和缓的“也不要”,此前罕见.这小小的文字修改,给农民打开了一条门缝,“包产到户”从这条窄窄的门缝挤出去,虽然是“黑户口”,但开始了“野蛮”生长.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09 06:23
农民地位低，给农民扣个高帽子，证明在关心农民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09 06:23
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